金融影像

月本來就有陰晴圓缺，在大自然的規律下，「人」不可能長久，但信心和夢想卻可以。張黎在異國奇跡相遇，是故事使然。今日這個歷史時空，更需要我們敢想和追夢。

這是《但》鏡頭之下，1997年香港的「工業」面貌，鏡頭令我感到一絲惋惜。想起我的父輩，也是70年代來港的新移民，許多就是《網中人》中的阿燦，都是在膠花紗廠等的工廠裏上班，被純香港人和早來的同鄉調笑。

戲劇性的情節原來在荷李活的現實世界中，更引人入性。近代的巔覆者、打着串流旗號的媒體們，也正依循上一代人的步履，放棄激進，奔向「古老」廣播大台，有刀無鋒。曾經叛逆、在網上飛馳的冒險家，已變成平庸三色台。

米奇在2005年鯨吞彼思，2009年買入漫威，再在2012年收購盧卡斯影業，一氣呵成，7年下來，把多個標誌性的電影IP盡收麾下。三者當中，又以盧卡斯一役，風險最高。

自2012年盧卡斯影業被迪士尼收購後，一如《星球大戰》系列電影，《奪寶奇兵》系列得面對「迪士尼化」的挑戰和威脅。

迪士尼收購漫威後，本着尊重對家的心態，不干預管理，反而把漫威傳説中的5000名人物庫，發展成後來的7000個，增幅達四成！但後來出現了什麼事，令艾格強行架空漫威紐約總部？

併購的協同效應，在迪士尼和彼思這一役中，反轉反轉再反轉，天馬行空得符合動畫故事的基本條件。

2005年在風雨中走馬上任的羅拔·艾格臨危受命，從東方之珠得到啟發，在上任第一個董事會就提出要鯨吞彼思，更大膽的是，他明目張膽地告訴大家，對買來的業務，他將撒手不管。

艾格是迪士尼公司直至當時最大的一宗收購裏，隨被收購方走入「樂園」。他由被收購方的Cap City/ABC的總裁，最終卻能攀上買方迪士尼的一把手的位置，甚為少有。然而，在上位之前，苦頭自然是少不了的。

要給觀眾一個有血有淚的成功或失敗的敘述，才能留住觀眾，把體育故事與生活、生命、地緣政經結合，才是最好的敘事手法。這是迪士尼CEO艾格早年學到的道理。

陳奕迅主唱、詞人唐恬和曲者錢雷的《孤勇者》為何在內地深受小學生的喜歡？歌曲配合遊戲的設定，以未來「烏托邦」城裡最底層的少年人的歷奇為主軸，唐恬把抗癌的心路歷程寫進歌詞，像要把絕望的怒吼捶進聽衆的心臟。

荷里活並非獨一無二的。諾貝爾經濟學人保羅克魯曼曾指出，類似的外部規模效應導致了其他幾個娛樂工業群的出現，香港是其中一個。

作為體現經營的主要指標，營業額、利潤率、市盈率和滙率，是國際投資者用以考量的主要參數。中印企業在這些方面有何區別優勢？

在金磚五國之中，印度近年藉人口紅利而蓄勢待發，也許是潛力最不容忽視的一塊寶石。摩根大通9月和10份幾份深度報告，「爬」出多樣的數據。

電影"White Tiger"以窮小子的發達路為故事大綱，富二代作襯托。兩人在貧窮和富裕、初心和隨波等二元之間抉擇，各師各法，並在生存和死亡這個終極結局中各走各路。

巴拉姆「七夜成亨」的故事，不是一般的商業典範，而是叫「社會企業家」────一個反轉社會倫理、一手做成家破人亡、帶多少血腥而又不失黑色幽默的反社會商業奇跡的故事。

巴拉姆就以自己創業的成功和中國的發展為證據，自信心滿滿地宣布21世紀是「黃皮膚和棕色皮膚的世紀」，在這個「亞洲世紀」中，原殖民帝國，將退而成為宇內一眾的權力中心之一，而不是唯一權力中心。

電影《白老虎》（The White Tiger），雖然主線是講在印度的貧窮中平凡人向上爬的一些光怪陸離的經歷，但在一些細微之處，卻也帶出印度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的不同之處。

饒餘慶教授雖身處象牙塔，但也表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重點寫在貨幣發行局之下，1998年匯率是保住了，但民生經濟卻是苦不堪言，居民不得不從起居飲食上作大幅度的犧牲。

基辛格在新書中表示，視像網絡讓人變得蠢，是反智的。在他熟悉的政治外交的層面，直指新模式鼓吹民粹政治、分化社會，令治國之才無法脫穎而出，在仕途中往往會被半途擊落、壯志未酬。

我們人類天生就懂得從觀察中學習，有種與生俱來對人事物情的意會力，通俗地説就是有常識。但要把常識寫作程式記入機器，至少在目前的物理學、腦神經科學等而言，遠遠做不到。

「紅魔鬼」的成功與傳奇領隊費格遜的領袖魅力密不可分；而巴塞的成功，在西蒙的視角下，有2個核心，第一是告魯夫的管理哲學，第二是美斯的出現。

與年份酒不一樣，私募的年份和業績，事後只可羡慕或惋惜。

與併購或買斷基金的波動路徑不同，風險投資的回報周期並沒有類似的一浪接一浪的高低形態。從遠處看，風投的回報率就像一個滔天巨浪。

給人看的故事，始終最緊要感人，電影要讚人熱淚，靠的是溫情和回家，軟實力之最，也正在此。《壯志凌雲之獨行俠》續集反轉定律，口碑載譽，是巨星效應，還是軟實力的表現？

整體而言，併購基金除了在90年代末因為垃圾債小型爆煲之外，其本上有不俗，甚至可以説是令人垂涎欲滴的回報。這解釋了為何機構大戶在私募的配置中，併購向來是大頭。

我們每天每刻其實都在面對「X多好辦事」和「X少好辦事」之間的掙扎，只是自工業革命後我們發覺前者似乎很容易做到，而漸漸忘記了後半部分，以加法代替減法作為我們的默認選項或系統偏好。

在清朝中後期，票號已成為金融巨擘，以至道光皇帝所賜的御牌「匯通天下」。從其治理結構中的兩種特徵可見，票號是今日中國風投的祖先爺。

19世紀捕鯨業非常繁榮，以至有「當世沒有一個行業，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資本」之説。這與風投的相似之處，包括深層的行業回報分布、組織結構，以及代理人如何發揮着相似的作用。

大衆眼看得到、信以為實的，是巨星異獸的回報，卻很少會留意到約六至八成的創投企業，以虧本、平手或微利告終，投資基金當然不會為這些失手的投資大肆宣傳，而關閉了的企業，自然也不會有太多人記得。

許多巨星都是從下沉市場做起，從照顧大部分人的世俗口味圍爐，從三教九流之地或龍潭虎穴之中，大顯身手。梅出身所處的時空地域，是香港這塊風雲際遇的寶地，地域小、口味純，但輻射力極強。

在壓力下，博弈論的理性計算思維方式會讓路給行為學上的快思直覺。這也許是造物者創世時的跟機設定，或者是我們的祖先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下繁衍出來的本能。

投資方法五花八門，難説誰是王道正宗，有道「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也偶有「贏得成績但過程（理據）卻錯得離譜」。

如果粉絲在追星之餘還有彈指神功的話，也許還能掙點收入，不過，許多中低産家庭兩頭在外，小朋友花光零用錢後，喊「上流不了下流不止，宅家躺平我説得算」。産業鏈上各路英雄還應回歸初心，文娛還是輕輕鬆鬆為妙。

在亞馬遜的「致股東函」，貝索斯除了正常地強調用大數據來發現和影響消費行為外，更隆重其事地分享他以經驗為基礎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