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貧富懸殊

經歷過今次風波，不少社會人士及建測規園業界，都認為政府有必要就香港的鐵路服務及系統，以至整體的公共集體運輸發展策略發等等，進行全面和深入的檢討。

梁錦松、鄧希煒指出，中美博弈本可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 ，促使不少生活在美國及內地的人才轉到香港發展，但近期香港的局勢卻可能令他們卻步。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認為，香港今天遇到問題不是房屋問題，而是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不是供應問題，而是購買資金不足的問題。

我發現政府似乎有意分心去處理一些結構性的民生問題，希望這些問題處理好之後，就可以減少暴亂的原動力。政府想着手處理的問題，一個是貧富懸殊問題，一個是年輕人的置業問題。

環顧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惡化不是香港獨有，樓價高昂亦是不少大城市的寫照，我們卻不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有如此嚴重的撕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貧富懸殊和樓價高昂理應是香港政府自身的問題。

看香港還要看大局，世界大勢是中美之爭，香港只是一棋子，是事件之一，而歷史絶非僅依循某一條路線，同時必有許多事件，頭緒紛繁，各自前進。

我認為行政長官必須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回應這些深層次問題，例如加快增加房屋供應，即使不能即時解決社會矛盾，卻是治癒香港的第一步。

要有一個長期穩定的環境讓經濟發展，政府要令其人民生活上感到滿足快樂。近日的百萬人遊行示威和暴力衝擊立法會，都是社會對管治不滿，向當權者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警號。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今次動蕩之後，希望政府認真內省，認識到以前曾經有效的「基礎建設，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套路今天已經不合時宜。

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經費的大財團，長期以來都是全球化的倡導者和受益者。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為這些跨國企業創造了難以想像的財富，但同時擴大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平。

香港是一個一流的國際城市，無奈，管治水平不入流，令不少基層及中產受到無必要的痛苦。筆者看見這情況，真是感到十分無奈和悲傷。

「一剎那的光輝不代表永恆」，城市的繁榮是需要經營的；如果管理不善，就會拾級而落，中外歷史上皆累見不鮮。

當地球已千瘡百孔，我們需要教育更多學生以前衛又創新的科技，讓人類更健康與地球共存的時候，我們的教育官員卻暗地為意識形態絞盡腦汁，讓有為的教育工作者於死舊的制度下疲於奔命。

我國不僅是世界性大國，還是東方文化的傳承者，負有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進入新時代，重提以人民為中心。這就是合題，是對反題的否定而非正題的簡單回歸與還原。

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學術界至今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也頗難界定本土主義。

今天消費主要在歐美，財富也集中於歐美，形成了全球貧富不均，和全球消費不足。

政府坐擁過萬億元的財政儲備，但社會出現極度貧富懸殊的困境，政府無能才是本地貧富懸殊的最大原因。

香港財政有盈餘，但政府沒有善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應主動又進取地開拓土地、建設公屋，遏抑地產泡沫。同時建議政府派錢給長者，讓他們可生活在貧窮線上。

美國減稅對經濟的影響有待觀察，但對美國政府在財政收入方面的影響，卻是立竿見影的。

時下的00後和90後，從小就收到「殖民地時代好，現在不好」的信息，出現港獨思潮。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加劇，使時下的00後和90後在一個物質富裕的社會，產生「生於亂世」的感覺。

《福布斯》雜誌公布2017年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頭七位富豪的財富均與地產行業有關。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本港在全球最不友善城市，在2015年排名亞洲第一，是否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屯門熱夜日數比將軍澳多幾倍，計劃下交的電費亦會相對上升。

階層的傲慢之外，這個帖子也反映了，階層固化下，已經走到較高階層的人們，對後代跌入低階層，有一種恐慌。

古巴社會最大的問題並非貧窮，而是貧富懸殊。她直言古巴已不再是所謂共產主義國家，無論何時都是金錢掛帥。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