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

董建華在講話中，除了表明人大常委會決定退無可退，中央堅決支持現任特首梁振英之外，還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對大家希望有個公平、更加公義的香港的訴求是認同的、支持的。這個「我們」，應該包括北京。

言論自由還要靠廣大公民養成一種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才能體現。言論自由應該是大家共享的，而絕不應狹隘地理解為我和同路人獨享的言論自由。和自己相左的人一樣應享有暢所欲言的空間。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其實可稱為言論自由的基石，有了尊重文化和寬容文化，大家就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沒有話題太敏感、沒有觀點太尖銳。

北韓金家王朝三世金正恩，久隱一個多月（2011年即位以來沒有公開露面時間最長），舉世猜測，眾說紛紜之際，突然露面，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更且不是在10月10日北韓勞動黨建黨69週年紀念活動之時，而這個日子的紀念活動，金三世登基以來是未曾缺席過的。這不能不讓金正恩自身和北韓迷局再添謎團，各方論者自然又有各種議論和看法。

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作為消融社會分化力量的工具，使漸次富足的社會雖然面對不同意見、不同利益，仍都能攜手向前，愈發富足。明乎此，中共對民主的到來何懼之有？英人之奸計更是何懼之有？回看今天的香江社會，經濟、教育發達，應已具備了實行民主的客觀基礎。但掌權者是否願意承認人人生而平等？社會大眾又能否接受「相互尊重、和平解決紛爭」的行為準則？還只都是朕意孤行？這些，才是最終決定德先生能否獲發通行證，踏足香江的因素。

如果佔中三子與大學校長們，願意發聲的其他學者、教授，再加上各政治團體負責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黨，大家敞開心扉，進行對話討論，相信比較容易在尊重法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達成解決目前危機的一些共識。這些共識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也希望可以成為中央、港府和佔中領袖及廣大市民的參考意見。

在一開始，鄧小平關注的只是主權，後來很快發生了摩擦乃至衝突，基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差別巨大。如何選特首，在香港許多居民尤其是白領中產階層看來，是屬於治權範圍，因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國防，只是負責香港的內部事務，北京不應該主導此事。北京則堅持，特首如何選的問題，是在主權範圍之內，我們不管，那還行？

8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決議。由於這是一個業已公布的議程，近幾個月來無論是在北京（此簡稱是指中國分管香港事務的多個中央機構）還是在香港，雙方都在為這一決議的出台做各種準備。香港幾乎每周都有觸目驚心的街頭活動，泛民主派和親政府派一直在街頭活動方面進行「點對點、面對面」的激烈競爭——你方做一次近百萬人規模的簽名活動，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10幾萬人的大遊行，我方也搞一次。雙方都說對方的數字不靠譜，但規模確實都很大，香港街頭運動的記錄多次刷新。雙方在輿論發聲的交鋒上也異常頻繁和火爆。

大批普通市民、專業人士，所謂販夫走卒，為口奔馳的港人，基本上信服民主是普世價值，特別當學生、青年、老師一鼓作氣要爭取之時，都傾向支持。可是愛與和平抗命，本來承擔了杜絶暴力，限於中環癱瘓，不擾亂治安，不擾亂居民生活、生計。可是一周、一月過去了，情況顯然和設計差距極大。勤勞幹活的普羅大眾真苦不堪言，為什麼上班下班要多花幾十分鐘？為什麼每天都必須受吵鬧抗爭的干擾？為什麼和平的社區變了爭吵的競技場？普羅大眾害怕，害怕吵鬧鬥爭無限延續，害怕更激烈的鬥爭，害怕流血，害怕本來已經糟透的議會更沉淪下去。

儘管革命可以捲入千千萬萬的人民，但革命總是少數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話語多麼漂亮（如「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總是少數精英對少數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間的事情。對被動員進入、被無辜捲入的普通社會成員來說，革命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相反，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犧牲。儘管很多革命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也會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而犧牲，但普通社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犧牲。

佔中派以違法抗命方式霸佔道路，目的是希望喚起港人的醒覺，爭取真普選。佔中已達一個月，佔中派的支持度稍增，但社會撕裂層面擴大且深化。從溝通的角度觀察這場佔領運動，令人感到理性溝通極為困難，且難達共識。面對佔中帶來抗爭文化，香港更必須建立溝通文化。

從公義即公平的角度看，公民提名似乎真的較為公平，亦因此似乎較近公義。然而，這種徒以形式上看公平未必就一定是公義。是否合乎公義還要看公民提名是否就更有助於委出最有實力的人當特首。

北京政府失誤之處在於過份偏袒，須知政治上有所謂「朋友相親，敵人近身」之說。1997年後的政治安排令香港的深層社經矛盾增加，社會進一步两極分化。事已至此，只能通過普選方式選出向大眾問責的行政長官，方可有望化解兩大政治論說之間的分歧。

公民抗命的教條是不能傷害他人的利益，抗命者原本說要俯首就捕，現在卻倚仗人潮鼎沸迫退警員，還從警員手中搶回佔領的襲警人士。情況到了這個地步，警方已宣布這是一場違法的暴力運動。佔領群眾則自稱這是雨傘革命。儘管「佔中三子」不認同群眾的說法，學聯也說這不是革命，但是形勢發展下來，已經失去統一指揮。

9月28日肇始的香港佔中抗爭運動，無疑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大事件，其中也吸引了不少外國「遊客」關注，這些外國「遊客」不乏駐港領事館人員。這些天我就曾碰到過來自美、日、法、英駐港領事在金鐘、銅鑼灣一帶觀望徘徊。

「清算周永康已啟動」，有新聞網站標題如此說，讀者急了，是指哪位周永康呢？北京有位周永康，香港也有位周永康，兩位周永康都正在令中共黨總書記習近平極度煩心。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結束之際，兩位周永康的命運如何？也是全球的焦點。

多年來，《炎黃春秋》始終獲得一大批在政壇享有聲望的退休官員力挺。在中國大陸，所有雜誌媒體都必須掛靠與政府有關的機構主管，《炎黃春秋》也一樣，由主管部門負責審核出版物內容。《炎黃春秋》的主管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民間社團，《炎黃春秋》必須更換政府部門主管。當下，《炎黃春秋》命運如何，正引世人關注。

北京召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這次中共中全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三個「第一次」。 這三個「第一次」，包括中共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以「依法治國」為討論主題及作出相關的決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四中全會第一次開得這麼晚，其他幾次，多在9月，一次更提早到6月，從未延後；中共中央全會，第一次因貪腐問題，處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有一次處理政治局常委，但那是因廣場事件而作的政治處理。另外，這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在召開之際，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正持續着一場因政改而來的危機。

在香港，倡導佔領中環的「佔中三子」、呼籲罷課罷教罷工罷市的學聯和學民思潮，聯手推動的違法「佔領」運動，持續了22天後，高等法院頒發禁制令，雖是「遲來的正義」，但有助社會回歸法律精神。

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實現。民主不僅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然而，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是一系列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民主其實不複雜，簡單地說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授權、限權。所謂授權，就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制度，最終由人民來選擇自己的領導人，由人民對政府進行授權，確保「權為民所有」和「權為民所賦」。所謂限權，就是要有一整套制度對政府官員的權力進行限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確保「權為民所謀」和「權為民所用」。

2014年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並未如外界所傳，在人事調整上掀起波瀾。不過，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法治決定》）。全會公報對此作了高度概括，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六方面重大任務，共12次提及「憲法」。

在人大決定下，我們仍可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力的普選，不過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情況下，對政改三人組的諮詢結果也難有公信力，是以我們倡議成立一個有認受性的獨立委員會，其工作過程不易受政府左右，較容易凝聚社會共識，其報告也容易獲得社會接受。

與1980年代相比，香港對中國的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中央對香港的民主化的基本國策既定，港人必須自求多福，在「一國兩制」的夾縫中尋求生存之道，珍惜我們所享有的自由空間，盡量發揮，繼續發揮獅子山下的精神，維護我們現有的法治、憲政、人權和公民社會，並且停止內鬥，停止所有傷害香港的佔領和不合作活動，因為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全體香港市民。無論抗爭者的理想如何高尚，無論他們的用意如何善良，都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為的客觀後果，就是不少香港市民的權益受損，如果持續下去，全港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也會受到侵犯，而安居樂業也是一種基本人權。

九七回歸後，建制派論說雖然足以左右不少重大政治決策，卻一直未能在社會上獲得足夠認受性；當前困局出現，在於九七之前未能整合出一套清晰的政治論說所致。建制派論說由於缺乏某種關鍵元素，以致未能回應自下而上論說中種種備受公眾關注的要素。兩大論說各執己見，香港的政治矛盾更難望化解，而處於夾縫的中間派恐會被逼表態支持那一陣營，難以保持緘默。

在社會運動中，示威者每每意志激昂，不達目的，勢不罷休，能成功退場的罕有。這次佔中派以理性號召進場，亦應以理性宣告退場。能具智慧的把這場運動結束，在歷史上創造理性、和平抗爭的典範，意義深長。

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我們看見的都是政府如何為資本家服務，那麼「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個說法又有什麼不妥呢？問題出在「只是」這兩個字。上文已經指出，鞏固權力和累積財富始終是不一樣的目標，而對於統治階層來說，保持權位畢竟要得到大部分被統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過於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便很易惹來強烈的抗議，甚至引發騷亂導致社會不穩。

現在的佔領運動持續下去，其效益存疑，但社會代價愈來愈大。更有甚者，社會已然更加撕裂。我以前撰文曾說，民主制度就算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的社會也難以發揮功效。繼續佔領造成更大撕裂，又再破壞民主的落實及參與者的安全，應否繼續下去，答案已寫在牆上。

陳平開門見山地說，他要取回剛才畫給我的地圖， 因爲他「不想留下字跡」。我立刻奉​上他的墨寶，​他笑笑說早安​就離去。他一走，我的睡意全消，這可是天大的獨家消息，那是英國、馬來亞和泰國等地的特工，幾十年都沒有解開的謎團，​我怎麽可以譲煮熟的鴨子飛走呢？​立刻鋪開白紙，凴我的記憶描繪陳平逃亡的路綫圖。

「土井多賀子與世長辭！」不少報章在報道這項噩耗時，都冠以「日本首名女性眾議院議長土井」或者「日本『護憲』女議長土井」。但認真分析，土井多賀子在日本政壇最光輝的年代，是她在成為日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第十任委員長，領導該黨挑戰並動搖「萬年執政黨」自民黨地位的期間。特別是在1989年的參議院大選中，她所領導的社會黨不但贏得了大躍進的勝利，還逼使自民黨的議席跌至全體議席的一半。

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美國是大贏家，中港是大輸家。佔中者有認識的誤區。但其實，北京駐港人員和本港精英集團的鷹派也有相對應的誤區。

建制派論說相信香港在欠缺民主的情況下仍能作出妥善的政制安排。不少現有安排早已編入《基本法》中成為重點內容。歸根究柢，從零開始構建民主政制而要一步到位，難免牽涉極大風險；傳統智慧亦主張除非逼不得已，否則不應輕言破舊立新（never mend something that is not broken）。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1998年3月到6月，我在曼谷、香港、澳門先後五次秘密訪問陳平。我說「秘密」，是因爲陳平在二次大戰日本南侵時在馬來半島擔任抗日游擊戰總司令，麾下曾經擁有12,000戰士；他和英軍並肩作戰，戰後還獲得英皇授勳；戰後英國重返馬來亞，他搖身一變，成爲爭取獨立的馬來亞人民解放游擊戰的總司令，決心用武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他因而被列爲英殖民地政府重金懸賞通緝的「第一號人民公敵」……

這些年來香港社會運動有一個奇怪現象，似乎我們只能依賴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帶頭，似乎社會上只有他們有理想，似乎只有他們才敢教日月換新天，似乎他們才是洞悉未來的先知，似乎一切都要由他們來充急先鋒、領頭羊。

將來香港的地產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二、推行政府參與、有政策保障和限制的市區一般商業地產計劃；三、重新劃出合適地區為地產行業自由經濟地帶。

因為公民抗命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佔地。佔地最後只是攻守拉鋸，難免險象叢生，導致民意分歧，運動失焦。而政府的應對，不管是刻意還是失策，結果都會傷害支持運動的民眾，走向反面。贏了，反而輸了。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回歸後的香港，左右各派熱衷於劃分楚河漢界的「兩制」，好像被念了咒語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歸前當作「香港夢」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維護原有的碩果。十幾年來，香港社會沒有果斷推陳出新，積極主動乘搭中國高速發展列車，導致了香港在先進、美麗、現代的外殼下，包裹了保守、懶散、自負又膽怯的心態。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觀天又杞人憂天的心理危機中。

今日不少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眷顧東方明珠。隨着香港社會不斷湧現各種激化兩地對立情緒的事件，例如：泛民主派堅決抵制連結京廣高鐵的廣深港高鐵之興建；宣揚「港獨」的年輕人裹着英國國旗闖入解放軍駐港基地；在大陸爆發毒奶粉事件後限制內地遊客購買奶粉，以及交流過程中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如星火燎原般，引發兩地網民的火爆性對罵。長此下去，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大陸民眾開始質疑是否還需要繼續給予香港特殊優惠。

海外傳媒給香港年輕人連日來的抗議行動冠以「雨傘革命」之名，實在大錯特錯，他們的政治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而是在本來已極為自由的社會爭取較大程度的民主而已，又豈能稱之為「革命運動」？這無非是在本地開放多元社會孕育下，理想主義者和學生在道德層面的抗議行動，但這場運動恐怕有逐漸失控之虞。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市民事忙，平日連約吃飯、見父母都不容易，時間就是金錢，居然紛紛冒著非法的風險去佔中。這場被西方命為「雨傘革命」的示威，竟然有數以萬計港人去佔中，連發起人都感到意料之外。這也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北京面對最大的一場示威危機。連日來我走訪佔中多個據點，甚至通宵訪談，試圖找出：究竟香港內部發生了甚麼事？積怨何以這麼深？為何觸發規模這樣巨大的抗爭運動？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

學生上街已進入第二星期，令人揪心；不管支持還是不支持他／她們的行動，都難免「阿媽上身」，替他們擔心。品味過歷史，還有多一重顧慮：「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此指控是中華文化對任何掌權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官宦權貴，最嚴勵的道德譴責。

港台兩地都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亦實施民主直選制度，既然鄧小平不憚其詞保證「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港人治港的民主直選承諾已然背信！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維繫亦難保矣，「一國兩制」的承諾是虛構幻影，由此管窺一斑。

在政改問題上持溫和中間立場者，大都傾向支持第三種論說。不過，這派論者日益發現自處於泛民死硬派與建制派的政改主張夾縫中，他們既不擁護「自下而上」的政改方式，亦寄望未來民主政制能在毋須與中央對抗的情況下有所發展。他們相信「一國兩制」只有在雙方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方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