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亞洲最大的綜合電競館——CGA電競館。該館位於旺角，總投資3000萬元，24小時通宵營業，期望每年吸引逾百萬人次入場。

無論患上肺炎還是感染流感病毒，人們一旦發病，病情有多重？是否致命？關鍵在於病人的免疫力。肺炎連年每年奪走8000多人的性命，以2017年為例，死亡率以70歲以上有明顯增長。

目前香港上市公司對ESG匯報只是「例行公事」，隨着港交所更重視上市公司對ESG匯報，未來將更多企業步向完善，無論機構投資者以及個人投資者均樂見本港股市循美好方向發展。

本港面對世界多變，內部民生疾苦多困，財政資源卻非保證增長。財爺實有必要採取創新思維，令財政資金更有效運用。

《財政預算案》增撥醫療開支是一個好消息，冀望港府及時投放資金，防患未然。與此同時，政府須實踐醫社合一，配合開拓土地政策，增撥土地興建醫療及社區設施，讓長者享有身心健康，才是盛齡社會之本。

由林鄭月娥領導的新政府，以「綠置居」為恒常化，使滿足市民置業的願望是好事，但可以做得更好。

針對日益增加的財政負擔，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報告，建議以「按效果付費」機制、實踐效益（outcome）為本的投資。

香港有五間大學位列全球百大，一直重視學術影響力，如何推進知識轉移呢？

「無夢不發達」，他特別寄語年輕人，要有理想、 刻苦耐勞，又認為既然香港樓價奇高，可考慮到大灣區投資買樓。

正當全球對創科發展已吹着烈風， 香港創科之風雖在加強，但仍有嫌輕輕吹。

香港由於老齡需求大，安老院多如雨後春筍，但部分濫於經營，成為害群之馬。

香港毗鄰深圳科研創新重鎮，為科研產品增值，以小博大，香港發揮設計、市務推廣功能，是優勢所在。

體內流着港人血液，卻在星洲生活了幾十年，如今回流成長地，賀子森直言，最大體會是兩地做事效率很不一樣。

發明了「希望之手」這個產品，製成了原型，但要將之商品成果化，在開發、測試及市場運作上，一步一艱難。

林鄭選前民望偏低，確須惡補公關工作，使強化施政。

現今青年沉迷手機，不滿蝸居，工作節拍急促，對前路茫茫，忐忑憂患。新一代如何提升競爭力？

林鄭月娥贏得777張選票成為香港第五屆特首，也是第一位女特首。選票贏了，但輸了民望。

團結香港基金倡議香港建成一個盛齡城市，讓每一個人，不論年齡，都能夠擁有豐盛及有意義的人生。

為了未來一代無憂，我們現在要先行做好策劃

政府有意願搞好科研產業，但科技一日千里，施政只邁出小小腳印，資源撥款少得可憐，推動力度不足

如香港不盡快採取補救措施，處理貨櫃的總量持續下滑，船公司一旦認為不符效益而取消往來香港的國際航線，香港便失去航運樞紐的地位。

香港教授利用內地科研人才，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項目，是一個可行途徑。無論如何，香港高校在內地設有產學研基地，應該加強發揮；在內地科研氛圍之下，又靠近內地經濟腹地，應可摸索出一條新路子。

港人不願生育，壽命又長，人口老化愈趨嚴重，香港已是亞洲人口第二老齡的社會。再過幾年，很快至2019年香港面臨勞動力萎縮，經濟生產力受威脅。可以預料，新一代未來將背負沉重的撫養率。

香港面對科研發展的幾座大山，需要各方努力一起跨過。

中國科技突飛猛進，可飛上太空，又能下沉深淵，令中外為之刮目。作為科研陣地的中國清華大學，其科研成績也非常耀眼。以往人們認為內地學術抄襲、科研二流，現在外界均抱以重新審視的眼光，了解其科研獨特之處。香港科研具國際水平，跟內地合作，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海底中的「黑煙囪」，是海底熱泉的出口，因熱液噴出時形似「黑煙」而得名。陶春輝，是中國調查黑煙囪最著名的專家。

王志勤說：「移動通訊特點是全球漫遊，舉例以往我們到日韓，便需要換手機，相當麻煩。將來我們出國商旅便不需換手機！」

如今中國高鐵項目走遍歐洲、亞洲、非洲及北美洲，當中包括匈牙利到塞爾維亞及馬來西亞首條高鐵等。

說到科學前沿，香港象牙塔的表現相當優秀；但中國企業研發能力極強，遠遠領先於香港科研機構。在科研投入方面，香港是小蟻，中國是巨人。去年中國研發總投入為1.4萬億人民幣，香港只約160億港元。

香港現時單靠金融及服務業來支撐經濟，科研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DP）偏低，較內地、台灣、韓國均遜色，未來發展須以人才培訓和科創來支持新經濟發展。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到科技研究，讓教育和科技創新成為城市的推動力，香港有必要為長遠發展做好準備。

「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科研創新，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但是教資會的撥款計分方法走向另一端，令從事應用研究在申請資源時吃虧。」

令港人感到不值的是，為什麼香港科研學術成果一流而產業落後？關鍵是，港府對高校撥款機制過度傾向基礎研究，忽視應用研究。現在港府提倡科研發展，不得不因應施政而有所調整。

在香港營運的關鍵不是人才或金錢，而是在香港贏時間。

為了舒緩民怨、改善形像，香港地產界近年思量對策，如何響應香港所需？如何贏到高利潤又賺得民心？

企業高管強調賺錢，重視財務風險，但忽視環境及社會風險，可以很糟糕。「有國際名牌運動公司被指利用童工生產，董事局立即派一名女士入局關注，以改善形像。」該名企業顧問專家說，企業發展必須具深遠目光，這些因素滲透在政策之內。「因應《巴黎協議》內地實施低碳，將以各種措施控制企業減排；作為具社會責任的企業，須要及時配合。再說，面向中國減排，可以尋找綠色商機。」

我們認為，RGC 基金如要大幅增加資助，RGC 應該有獨立的身份，才可以整體看香港科技研究及有關的問題。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當年分子生物學正是前沿學科，發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見遺傳病「嚢狀纖維症」為研究重點，發病率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攜帶者，屬隱性遺傳病，沒有病癥。如果不幸得了該遺傳病，兒童早期發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鹽分高，腸分泌影響消化能力，肺裏長年有細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長大成人。   有系統尋找致病基因   人類的基因數約30,000個，共有23條染色體。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個突破是他首先確定嚢狀纖維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條染色體上。但是這染色體裏面有2,000多個基因，怎樣找出致病基因？他打個比如說，一套基因百科全書有23冊，我們找到第七冊是遺傳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為發病常與此有關。當然我們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確定找出致病的細節。「我們有系統的一頁一頁去翻，只要作出假設是對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在30,000個基因中找出關鍵，仿如大海撈針？徐立之再深入淺出解說：「譬如我們在全港各區有系統的搜索，結果知道油麻地有線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廈？是住屋？辦公室？還是貨倉？我們逐家去搜，確定那間屋之後，也不知屋裏什麼壞掉了？是把門鎖？水電？燈泡？煤氣？我們靠分析DNA序列，進行很多分子生物學的實驗；也與很多醫生及病人合作，與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發現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當年有別的團隊比徐立之早兩年宣布找到該病的關鍵基因。「當他們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後，多個團隊沒有仔細分析，便以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沒有繼續做下去。當時是1987年。我實驗室裏的研究員們也覺沮喪，感覺浪費了精力；但我鼓勵他們堅持下去，繼續找我們要找的基因。因為一來仍有很多與疾病相關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們雖在第七條染色體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個基因，但未有發表證據證明那是嚢狀纖維症致病的基因。結果亦是如是，他們很快也宣布他們發現的基因是不對的。我們的團隊從未放棄，終於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關鍵。」   徐立之領導團隊埋首研究，抱着科學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總共用了七年時間終找出第七條染色體的缺陷基因。原來這基因是製造細胞膜上的氯離子的通道；通道出現問題，影響到外分泌的流通。該突破成果在醫藥遺傳界是一項的創新，對其他遺傳病的研究有絕對引領的作用。對病人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為科學家可以從此有系統地尋找能夠治療病患的藥物；此外基因攜帶者可以用DNA檢查出來，也可以做產前測試。   「每個細胞都有基因，科學家很偉大，研究成果令藥物無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壞了的氯離子通道矯正，病人吃藥可以發揮療效。透過食物補充營養、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療亦減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氣管閉塞。」他說，幸好藥物可以對基因缺陷引致的損壞氯離子通道產生矯正反應，沒有副作用。雖然現在的小分子藥物只能治療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隨着科研進步，新的藥物不斷產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復得更好。     贏得專利 視作心中富   這些致病基因的訊息，可以用作測試胎兒，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着對生育的抉擇，母親可以墮胎；這涉及利用基因測試，呈現倫理及道德問題。「我希望發現這基因不只是用於測試，而是可用專利去做有效治療；我沒有能力去發展治療，所以只能從旁協助其他專家；我則繼續在遺傳學的領域鑽研。」是什麼推動他鍥而不捨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堅持：認知真相，為他人救命。   一般認為，專利涉及技術。找出致病基因，何以是一個專利？「發現客觀存在的，不是專利；發明前所未有而具實用性的，才是專利。以煤碳為例：找出煤碳的存在，是發現；找出煤碳燃燒後可生熱，便是發明，可以申請專利。」   「我們做出的科研結果可作基因測試，去篩選藥物，找出治療方法，因而能享受專利的成果。」徐教授1989年發現致病基因的奧秘，估計20多年來專利費共獲上億港元。他說，當年有三個實驗室合夥研究，扣除成本及回饋當年支持研究的基金會後，他領導的小組作為主要貢獻者，獲享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給自己，其餘的給實驗室同事。現在他的一份已累計超過1,000萬港元，一直存放在多倫多病童醫院，並最近決定用以成立獎學金。科研一旦獲成功應用，能轉化為藥物或產品，這如同印銀子？他說：「專利是有時限的啊!」至今他仍每季收到專利費報告，能享受多久呢？徐立之不太在意的說：「我不知道。」他認為，救人所得的喜悅，大大於實際經濟收益。   以「煲飯」論科學   科學家做實驗，一步一腳印，欲速則不達。徐立之在求學時導師給予他充分空間去做科研，所以他特別感恩。   「我希望社會各界對科研都有點耐性。研究資助機構不要經常審查項目成果，亦請政府官員、UGC以及立法會議員相信院校的完善機制，不必要經常向院校提問、審查，令院校因而很花人手去處理。我總覺得香港大學教務處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是負責處理各種審查及回答提問的，他們變成着力於報告，資源易陷於錯配，做不了實事來。」徐立之對官僚行政，有所抱怨。   徐教授以「煲飯」論科研，強調要耐心靜候成果的誕生。他懂得煮飯，最愛以煲飯論說：「煲飯不宜經常打開飯蓋看，如果相信這系統，飯有泡出，你便收細火慢慢等收水；否則一味去打開蓋，用筷子搞下，就煑極都唔會熟!」   他又比喻教育與科研如同「食飯」，是社會必需品，不只是產業這簡單，不能過於急功近利。「香港這個商業社會，要求快速回報，以致創新、創業的人難有生存空間。」徐立之鼓勵年輕人抱着滿腔熱誠與信念，按步就班去做科學研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其探索之道。科學家看到小小的東西，便聯想到背後的大問題。徐立之能耐心觀察，掌握鑄造科研成功的奧秘。   科學頭腦 不擅政治   科學熱愛探索生命，政治與行政，繁雜瑣事，並非他那杯茶。2002-2014年他就任香港大學校長，談及中國副總理李克強來訪引起的「八一八風波」，他自嘲「拙於詞令」，不幸在爭議聲中離任。徐立之被傳媒指缺乏政治敏感度，是個不會說謊的老實人。他認為，社會爭議多，人與人之間應多點包容。   徐教授主張給予學生探索空間，不要施以太大考核壓力。面對商界要求急速回報，他呼籲社會一旦提供資金，應容許年輕人有創業失敗的空間。對於空間感的重視，徐立之連挑選辦公室傢俬都要講究。他說：「辦公室地方少，書桌不能低，沙發與茶几可矮小一些，令室內享有較大的視野空間。」     可見，徐立之崇尚的空間感，乃面對教育、創業、生活環境、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跟其科學家耐心探索的廣闊心胸，不謀而合。   科學家做模特兒   徐立之看着自己的照片，一張一張的翻看，彷彿也在研究生命的軌跡，說道：「你看，我中五還是瘦削男孩，中六便生長發育，強壯起來。」如今走在路上的他，胖胖的，穿上西裝、頂着肚腩子，肩負背包，裝束突破了傳統，新一代或覺這很潮。鮮為人知的是，徐立之做過模特兒。他說：「當年在加拿大做一模特兒，是為支持他遺傳病研究的NGO籌款，所以樂於一試。」   徐立之為人寬容，對待學術一絲不苟，嚴謹不苛。據報導，他向研究生的謹密提問可迫得對方哭起來。徐立之發表了超過300篇經同行評審的科學論文及65篇受邀文章。他的傑出成就為其帶來許多國家級奬項及國際榮譽，包括：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加拿大醫學殿堂榜的桂冠學人，以及最近更被推選為港科院創院院長。   出生於上海，成長於香港，深造於美國，成就於加國。徐立之把其畢生科研的精粹，最終投放於香港；以其科學家的智慧，剖析出香港科研落後的缺陷基因，並提出解決之道，冀望香港能急起直追，成功在望。   文章原載《今日中國》3月號，封面人物，本社獲授權轉載。   下文：徐立之為香港科研開方下藥 […]

撰文：廖美香（資深傳媒人）   徐立之家族三代輩出豪傑：祖父是商人，父親是文人，徐立之是科學家。   祖父徐少波原籍山東，南來杭州做生意，當年富裕顯達，獨家代理美國靛青顏料、經營冰糖生意、布廠、綢莊、錢莊、染織廠，又是知味觀合夥人，該餐館現已成連鎖店聞名杭州。父親徐正旅（原名秋華、別號不孤），師從多位國畫大師，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擅於繪畫、書法、文學、京戲、吟詩作對、無一不精；他精熟小楷，其書法造詣比印刷字體更端正美觀，曾為沙孟海推薦為蔣介石宗譜的纂修人員之一。徐立之沒有遺傳上兩代的商界、文人基因，自闢蹊徑，成為國際著名的遺傳學權威，令香港科學界引以為傲。   生長在富貴人家的徐正旅，解放後50年代初，他只帶兩元，拖着兩歲大的兒子立之，從內地來港——可能從來沒想過定居香港，所以70年代中成立「杭州同鄉會」時，也加進了「旅港」兩字。父親到港後得到不少朋友幫忙，為了生計，從文書到推銷經紀，做了不少的行業。徐立之在遺物中找到當年父親被友邦人壽保險解僱的一封信；他說大概是父親文人不擅推銷，只做親友生意，廣東話又不靈光，無法開拓，所以被炒掉了。     幼年顛沛流離   徐立之1950年12月21日出生於上海。徐家來港時可說是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亦曾寄人籬下，住過北角、鑽石山大磡村，雖然家庭不是十分貧窮，但生活也算是艱苦。後來一家七口租住牛池灣啟德大廈一個小房間，相當侷促。徐立之父親在港工作，母親及妹妹更一度折返內地，居住了近一年半後再次回港全家重聚。由於居無定所，小時候的徐立之，念了四所小學。     現在青年人很難想像當年念書的艱辛。「最初來港，父親外出工作，把立之放在有如日托的學店，在一房間裏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起上課，小息時須把枱子挪移一邊，騰出空間才可有地方讓學生玩。不過父親始終認為讀書重要，把立之送進大坑道上的真光小學——私立學校的學費相當貴，令窮困家境雪上加霜。之後搬去鑽石山大磡村，為了念免費的教會學校恩光小學，他跑到牛池灣，原本應念小二下學期的，但沒有名額，只好念小三，每天付五仙坐無牌小巴，踎着大板凳赴他區上學去。念了半個學期，到了小四，該校改建，又到佐敦谷徙置區一棟七層大廈地面的庇護十二小學分校，也是免費的教會學校。」   當年能念畢小學已不錯，能念中學更是了不得的事。他說，1962年年小學畢業，參與第二屆升中試，一班45人，上午班派22人去考，只有7人考上中學；下午班有45人，派7人去考，只有1人考上中學。當年資源非常有限，徐立之小學走讀了四間，考上中學也要奔波走讀。教育官推薦他就讀於巴富街一間新的中學，但並未建好校舍，先後借用九龍工業中學、福華街實用中學。「我們上午在人家的校舍上課，下午交還原校學生上堂。念了三年，至中四巴富街校舍才正式落成使用。」後來他畢業後，該中學由街名升格為地區名稱，由巴富街正名為何文田官立中學，徐立之是第三屆學生。     現在人人用手提電話很平常，當年打電話要問人借用的。小學畢業後四年，即1966年，好不容易才聯絡到當年的同學們，一起去梅窩旅行。他的小學同學看來都很成熟，其實有的小四入學時已有20歲。1967年，他會考取得2A4C，生物及英文拿A。1968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考試，由於生物科成績優秀，獲新亞書院取錄，念生物系。1972年取得學士學位。   不愛背書 寧要智慧   徐立之小小年紀便戴眼鏡，他笑說：「並非勤力念書所致，最不愛記誦，不愛看電影，但喜歡看電視紀錄片。」叫徐立之看科學文章可以，不能背出來，但擅於理解與推理，可以細緻解釋事物。「最怕念中國歷史，那年那位諸侯在那裏殺掉那位諸侯，怎背呀？應從中悟到甚麼教訓便可。我不要知識，要智識，亦即智慧。」作為遺傳學專家，徐立之深明生物多樣性，遺傳基因人人不同。他說：「教育主要是給同學學以致用，不應叫同學死背書。」   中學時期，徐立之曾嚐考試100分的滋味，不是生物科，而是幾何。「我的三維思考、幾何概念不錯；但念到中三便沒有該科了。從此不再得過100分。」他顯得有點遺憾似的。   「我對生命現象有感覺，但生物也要背很多名詞，可以說是理科中的文科。要分類等級包括：界、門、綱、目、科、屬、種，那些無脊椎動物的名詞很多，很難記呀!」徐立之不擅背誦，大學只獲三級榮譽畢業，不符合念碩士的資格，卻幸得留美回港的麥繼強教授破格收錄。「我念大學時，生物學成績其實不比化學好；尤其是化學實驗課，老師仍未講解完畢，我已把實驗儀器裝置妥，效率高、動作快而準，成果自然好，得分又高。女同學都喜歡跟我同組，因我做實驗一定成功，她們只需花時間看守着等候化學反應和結果，我卻可以溜去打球。」他說：「我大一暑假協助老師抄鋼版筆記，以便印製講義，同學們能背誦筆記的都考得好成績，我則幾乎不合格，令老師大跌眼鏡。」徐立之僥倖以備取身份，獲麥老師收錄在中大繼續念碩士。   碩士畢業後很想出國留學，曾寄出50封信，只有三間大學願意收錄，卻沒有提供助學金。當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生物學泰斗何潛教授在港講課，並與研究生談話，徐立之的自我介紹和研究成果吸引到他的注意，後更得其穿針引線，成功到美國匹茨堡大學繼續深造，師承DNA之父James Watson閉門學生Roger Hendrix。1979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徐立之原本打算回港任教，但在港大與中大均未能取得教席。後來到美國田納西州做癌症研究，但因堅持自己前沿的研究方法，幾乎跟上級鬧翻了。在機緣巧合之下，1981年到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工作，漸漸建立遺傳學權威的地位。     不愛行政 但得人緣   徐立之喜歡觀察生物世界，對生物的構造、生命特別有感受。小時候他住在大磡村，愛在大觀園農場捉蝌蚪、玩昆蟲；念到蝴蝶生命史，他則繪畫出其卵、幼蟲、蛹、成蟲的生命周期。中學時他參加過科學展覽。大學時又愛搜集標本。徐立之的個性，平實而聰穎，孜孜不倦去做實驗，又愛分享，廣得人心，具備了做科學家的條件。   「中學時沒有做過領袖生，但我愛圖案設計，校內比賽屢得首獎。有一次校長叫我到辦公室，為了慶祝聖誕節，給了我30元任由布置禮堂。我召集同學一起買縐紙、汽球材料去做，大家合作很好。大學一年班獲選為班代表，又做過系會主席，搞過不少活動。一年一度大露營，100多人，租營幕，帶食物，生火，煮吃，連人家不做的燒飯雜務，我都做。」   徐立之正直勤快，同學們都肯聽從他的。他不愛指揮人家去做，沒想過邀功，願意親力親為，大家互助合作，總能把事情辦妥。徐立之領導團隊的信心漸漸建立起來。「做科學家需要分享，不是要別人服從，而是大家團結去做實驗，組成大聯盟。我不愛行政，自己認識人多就負責統籌，很多行政人員幫助我。」徐組織團隊很有凝聚力，尤似一顆磁石，得到各方支持。「他在多倫多病童醫院的實驗室有20多人，算是規模不錯，實驗室面積只有2,000方呎，但已是別人的四倍，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一位學生繼承了他的實驗室，現在擴充至40,000方呎，是之前的20倍！」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香港人的快樂程度，恰似經濟貧困的索馬里，苦過政治動蕩的利比亞，無論港府與社會各界都應該反思。

香港去年股市大幅升跌，港人忐忑。近半年股市呆滯，恆生指數徘徊於19000—20000之間，投資者自求多福，祈求「跑贏大市」。金融投資者可以在股市大賭盤碰運氣，不少小市民則喜愛馬照跑，小賭怡情。

他向我說：「錢很重要，對自己帶來安穩，不愁衣食。但超過1,000萬元，作用愈來愈低。錢多了，其更大作用是為他人帶來好處。」

「我之前是 CEO，現在想幫人成為 CEO。」比較內地互聯網公司，香港公司估值實在無法比，嚴重偏低。由於投資門檻亦低，他想到做天使投資，既可成就他人創業，自己也享受別人創業成長的美果。

經多年努力，香港科創稍露頭角，現在無論北京、港府、院校一連串舉措促進科創，香港年輕人應抱更大信心去開拓，實現創意夢想。

施永青：我認為公營房屋應該人人都可以買，比例自己訂，多有多買，少有少買，業主自己要承擔風險。買的比例愈大，將來樓價上升，就賺得愈多。而現時居屋的缺點在於跟隨市場定價，價格受私人市場拖累。

香港首富李嘉誠宣布將長實及和黃重組、合併及分拆上市，另組成長和及長地兩間公司，成為了這金融大都會的重大議題。李嘉誠以其銳利的目光及卓越財技，發揮了一石多鳥的作用；與此同時，也添加了人們對其淡出香港的憂慮。

在香港佔領運動期間所進行兩項民調均顯示，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上升。當前中國經濟及外交愈來愈強盛，但沒有增加港人的自豪感，反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跌至最低點，甚至比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之時更差。北京對港實施「一國兩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央官員有必要「先檢討」，而不能只僵化的向港人「再啟蒙」。

2014年下半年，香港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震驚全球。學生的犠牲與承擔精神，俘虜了到場觀察市民的心。年輕人抱着「不可為而為之」，要求廢除人大常委特首普選框架，滿腔理想與期待；但在散發悲壯與浪漫之後，也是時候走回現實，檢視得失。如果只懂採取激進路線，有勇無謀，恐怕香港未來民主之路將布滿更多荊棘。

香港警察一直受港人尊重，經此一役，市民對警方大打折扣，未來如何展開警民合作，警隊須要重建形象。據港大上月底民調顯示，警隊民望急跌至回歸以來新低，評分只有61分，滿意率僅29%，明顯與佔領運動的處理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警隊的聲望比駐港解放軍為低，其評分為63.1，滿意率有35%。

過關帶雨傘、下雨撐黃傘、網絡上談雨傘、拍電影有傘子⋯⋯中共及港府未來如何看待黃傘？讓人憂慮的是，運動中舉過黃傘的學生，他們的前途會否受損？市民會否被秋後算賬？

有人把金鐘、旺角、銅鑼灣佔領區，比喻為三國時代的蜀國英雄。金鐘恍如劉備率領大軍，旺角有如粗豪的張飛，銅鑼灣溢着關雲長的情義與正氣。據最新消息，銅鑼灣被清場當天，將約有10人自願被捕，其忠於信念、義作抗爭，令人聯想起關公不願投降的精神。

中共為壓制佔中，不但打擊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連普通佔中人也有被拒入境。人們害怕北京要對佔中示威者秋後算賬，感受到那股壓迫感，誠惶誠恐，很不舒暢。香港正彌漫着一股「白色恐怖」。除了港人，全球支持佔中者不計其數，北京要是採用報復，一旦突如其來註銷回鄉證或拒發簽證，將對人們添來很大的麻煩，可招致失去一種自由，無法到內地探親、旅遊、唸書。在中港經貿密切關係的情況下，不能入境也意味着不能到內地就業或隨時出差；已在內地買樓的，更為糟糕。人們很少想到：在中國投資房地產及其他項目，一旦無法返回內地，將導致損失慘重。投資者向中國追求經濟利益，也需考慮政治風險。

不少人說，爭取真普選運動展開，原先只打算佔領中環，多了佔領旺角，是一場意外。佔領之下的旺角，其錯綜複雜，超現實的情景，不同文化的碰撞，比一般電影情節為之荒誕；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印記將繼續引發人們反思：民主的路應該怎樣走？

反對派不理性，泛民派是否追求民主令人愈來愈懷疑。他們尋求的是自己政治正確，愈完美、高超愈好。例如：公民提名，明顯是《基本法》所不容。他們其實可要求在提名委員會模式上改良，但偏要中共達成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以致現在進退兩難。再說，他們在追求憲政上改革，講民主亦要大多數認同；但他們在社會尚未達一致意見時採取佔中行動，導致社會分裂多於達到目的。以癱瘓交通的方式爭取理想，是以少數激進派挾持大多數人。

上星期筆者拜訪施永青，跟他聊了兩小時，細談他當年為什麼是左傾分子？怎樣從「左傾」變成「極左」，由托派又為何變成資本家。他不只是一個資本家，還是一位政治思想者。經過多年細嚼政治理論與經濟運行，施永青怎樣看政治改革？怎樣看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