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關於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事件，是政治範圍內的社會爭議；關於維族與突厥文化的淵源，則應是歷史範圍的討論，不該以政治偏見壓制知識界對歷史脈絡的疏理。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在華人聚居地，香港的法治程度原本很高。但是，近幾年受政治干預，法治程度轉弱。這是許多港人焦慮之處。

李銳走了，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新的學問、新的分析方法和干預實踐，究竟是否代表着社會在向前發展，中性或還是倒退，我們究竟又應以什麼取態來端視這些新生事物。

以當代國際政治的視野解讀，「韜光」是指收斂（斂藏光芒），不搶鏡頭、不露鋒芒；處理國際關係，小心謹慎、謙虛有禮，避免傲慢、到處樹敵，緊記「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的古訓。

引領全球之說，能否獲得西方先進工業強國的支持，得看其提出的中國方案，是否符合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準則，是否具有優質化或普世性，從而獲得國際普遍的認同。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中美貿易糾結與「韜光養晦」的話題，最近出現新「拐點」（彎位）。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刊出學者趙光銳長文，質疑大國主義，呼籲「戒除大國主義」。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一帶一路是跨世紀的工程，因基本上一帶一路所說的是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在中國或世界歷史上是數千年的發展，所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將世界局面、數百年來的大變，重新轉變。

台灣的政黨和代表性人士，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香港的政黨又何嘗不可以呢？重啟政改，怎麼就不可能呢？問題是香港的反對派是否自甘墮落成為「負面清單」的一員。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意味香港不再單是發揮自己的優勢，而是要配合中央制定的全國發展規劃。

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保證。習講話展現的改革開放前景，有令人擔憂的地方。

中美之間的第一輪交鋒已經了結，雙方已充分了解到對方的實力，知道哪些地方須退讓，哪些地方才有條件堅守，這是開始談判的起碼基礎。

孟案的政治含金量極高，輿論便按地按人而異，不少人更認為加拿大只是美國的尾巴，或美加實蛇鼠一窩，但這想法極度膚淺幼稚，對美加的政治實況和引渡常識一竅不通。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卻表現得忌憚三分，是否真的反映中美之間的科技發展差距已經收窄，甚至到了可以爭一日之長短的地步呢？

如果外國高科技公司無法登入Google，WhatsApp，Facebook和Twitter，還願意將未來押注在大灣區嗎？

梁錦松表示，這場風波只是序幕，隨之而來的是中美全面鬥爭，或會長期對壘。中國既要重視外患，也須提防經濟內憂；而在兩國交鋒之中，香港也有獨特的角色。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此書最為深刻的是日高義樹提出特朗普發動經濟戰的最終目的，是為阻止中國通過不公正貿易所獲取的龐大資金，強化軍事實力，以及在亞洲採取侵略行動，因此，並非單純貿易逆差問題。

在全球化年代，又處於經濟衰退時期，中美貿易、生產、投資，甚至人民交往又相互糾纏的年代，大動干戈的結果必然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不論內地、港澳、台灣，我們都應拼經濟、拼民生。反觀西方，在美國，美國優先、排他風氣等正蔓延，在歐洲，歐盟也與英國吵鬧不休。看來，這次是真正的「東風勝西風」矣！

如果確實知道太子女沒有持有加拿大護照，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算食咗豹子膽都不敢下令捉拿，現在唔做都做咗，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放人，但又怕得罪美國佬。

我們未來的發展肯定是金融必須服務實體經濟，金融穩定，以人為本，你盡量去發展，可是現在大家也看到，中美關係是全球穩定發展的基礎。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在香港出生的港人，無論持有任何護照，一律被中國政府視為中國人。至於已移民港人的下一代，假如他們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均可被視為中國人。

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有權選擇與哪個國家做生意。美國有權加中國產品的關稅，有權不賣某些美國的產品給中國；但沒有權因而關押中國在海外的工作人員。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香港規劃落後最突出的表現，是2030+不知所謂的遠景規劃。相對而言，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各市卻是認真調研參考與規劃。香港為什麼不可以與深圳同城化？

事實上，在美國已視中國為與它爭霸的對手的前提下，貿易不平衡不過是其中一個須處理的範疇。

一帶一路的國企投資往往被誤認為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中國現代對此有醒悟者首推當代新儒家一脈，他們很早便知道西方文化的入侵，會把中國文化從根砍斷，導致整個社會的分崩離析，是中國文化及社會的大災難。

社會上很多人都質疑，人工島會最後變成大白象工程。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董建華可以擔保，人工島不單不會用盡香港儲備，相反，興建人工島是一項好的、有利的長線投資。

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生態，民眾只是絕對服從的工具，社會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

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而非超越和打敗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打敗中國。

嚴安林：「中美貿易摩擦改變不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趨勢，也改變不了中國大陸崛起和發展的事實.......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們應該樹立信心，保持發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戰略定位。」

我們看到，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達到他的戰略目的。課重稅只是唬人的把戲。所以，由貿易戰發展到經濟、外交、政治、軍事、科技以至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全面衝突和較量，並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

香港要達成習主席的希望，除了「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外，也要保持原有的國際特色。這自然包括保持國際聯繫、遵守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奉行的行為準則及文明標準。

一帶一路策略的源起，是2013年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尼及中亞細亞國家哈薩克時所大力倡議，配合其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含意，中國在世界舞台擔當非常重要、甚至領導的角色。

美國民主黨對中國貿易等各方面更加不滿，言辭上、策略上更難對付，中美鬥爭是長期鬥爭，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四唯論」的基礎是行政的量化管理，愈是加強便愈是不可靠，學術造假的機會愈大，卻不可能使科研與教育產生出更有效的結果。

三地政府各自為政，港澳特區政府都缺乏上級指示。而今中央領導人提出大橋要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用好管好這座橋，但在三地政府之間又缺乏一個更高層次的政府去監督。

朱雲漢強調，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不會是新秩序，可能是失序，甚至是無序，認為原因是美國社會內部出現矛盾，要找到宣洩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