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從2008年開展「大外宣」之後，短短十年間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習近平食髓知味，再接再厲大力推進對西方的意識形態鬥爭，西方國家不能不慎啊！

建制派批林鄭給人無限遐想，特別是馮煒光12月12日在《文匯報》的文章〈三年之後該思梁〉，這就引起人們的猜測，梁振英是否部署要捲土重來？

橫空出現的紫荊黨意味着中共對香港政府、市民及左派群體徹底的失望和不信任，並且正在醞釀某些重大的舉措。

作者認為，紫荊黨是中共「嫡系」，是一個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帶有政黨性質的公開的親中共的「群眾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和非政權機構作好準備。

這次基辛格被解僱，而不是讓自然規律令他主動退下來，反映了特朗普總統關於「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決心。

由於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已經密切結合起來（即中共時常樂於掛在口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也就不可避免的培育出一個龐大的親中共勢力集團，從而影響特朗普的選情。

所謂「華盛頓沼澤」，是形容美國首都充滿了根深柢固的利益集團，猶如沼澤中充斥着大鱷般，而正是這些利益集團在主導美國的政治。

拜登曾在採取對中共融合政策的奧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所以他上台後「回歸」對中共融合路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在1989年天安門屠城事件後認識黎先生，見證了他30多年來無懼中共的打壓，不惜放棄自己安逸的生活和蓬勃的生意，孜孜不倦地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

筆者將70多年來中共違諾的斑斑劣跡整理出來供讀者參考。從中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這次「反違諾」鬥爭是如何了不起的。

《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創造了全新的政治架構，香港特區政府的地位已經降到中聯辦之下，而在國安問題上甚至地下降至公署之下。不但香港的治權將會牢牢地掌控在中共手上，香港人也將出現被強制「洗腦」的局面。

按照中共固有的思維及行為模式，大陸的《國家安全法》列明的18項安全概念將會不知不覺中滲入香港的工作，變成被監控的物件和事宜就遠遠不止「四項罪行」了，而是包括種種社會經濟事項了。

統計數字必須服從政治需要，這是中共統治下中國的現實，很可惜，很多外國學者都不知道這種情況，盲目採信中共的統計數據，以至無法掌握中國的經濟實情。

筆者分析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整個過程，中共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幾個特點。

雖然目前主流意見認為武漢病毒不是生化武器，也大多贊成「天然」說，但事件卻引發大家對中共發展生化武器的討論。

歷來在台灣人頭上有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而反送中運動則突顯了這種危機感是實實在在的。

一個尋找真相的調查，必須包含以下的內容：背景、修例工作本身、警暴問題、中共角色。

「調查」可以傳召特首及相關官員、檢閱文件包括會議記錄等，他們不配合就是違法，「檢討」則沒有這個權力。所以林鄭重施故技想蒙混過關，市民是不會同意的。

香港人這次以超大比數擊敗建制派，是近一年來「和、勇同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綜合結果，反映香港市民團結一致不懼強權，努力捍衛自由、竭力爭取民主所取得的階段性勝利。

無論你香港死、傷多少人，社會多麼撕裂，林鄭月娥仍然可以安枕無憂。這就是香港的悲哀、我們的不幸和無奈。

今年（2019年）的四中全會索性直截了當不迂回地說要對香港「實行管治」，不再提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了。這個歷程表明，中共其實是一直處心積慮思考如何直接統治香港的。

如今即使陳同佳成功地到台灣主動投案，由林鄭一手導演的政治悲劇所造成的後遺症已經無法挽回。她親手打開的潘朵拉盒，釋放出的妖魔，已經不是她一個人下台就可以降伏的。

筆者有合理的懷疑，林鄭推出全無實效、明眼人看上去是純屬「捉蟲」的蒙面法，目的不為止暴制亂，相反，是為了激化矛盾，將目前的危機升級，使暴動成為事實。

中共批判李嘉誠，劍指地產商，迫使地產建設商會發聲明申冤，同時民建聯提出的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來大量興建公屋。這種種發展很自然使人聯想到這是否將要在香港來一場新版的「土改」？

過去對林鄭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現在沒有辦法不「歸邊」了，也就是說，沒有北京對左派的強勢壓迫，林鄭早已經被建制派自己人唾棄了。

無論是為了林鄭個人，習近平個人，或者香港整體，中國全局，都應該現在就讓林鄭一個人出來宣布「撤回」及「辭職」，才能化解目前的危機。

習近平：你不是口口聲聲要「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的智慧」嗎？請你現在先學學古人的智慧：揮淚斬馬謖了！

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聯合國把香港6‧16定為國際公民抗命日，則我們將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貢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這種成就，足以扭轉事件本身帶來的種種負面情緒。

香港兩次百萬人級別的超大規模示威以及「七一」立法會衝擊事件，就是典型的「黑天鵝」，娥姐一手炮製的「送中條例」就是為習近平送上這隻「黑天鵝」的罪人。

根據過去「雨傘運動」的經驗，特區政府肯定不會做這件暴露其統治缺失的工作。如果政府不肯做，我呼籲民間人士合力來做這項調查。

在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市民在醞釀更多的抗爭，另一方面則有人部署派維穩力量來香港執法，這就使香港被林鄭推進到一個十分危險的位置。

排除中國的條款是中央政府認可的「刻意安排」，絕非「漏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林鄭有責任交代《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的安排的來龍去脈，而不是輕率高傲地斥之為「廢話」。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真正維護香港本土主義的，應該致力於維護香港這三大特色，避免它們遭到中共「一黨專政」的腐蝕，而不是靠排斥大陸人或者大陸符號（如普通話或簡體字）來體現香港特色。

真正維護香港本土主義的，應該致力於維護香港這三大特色，避免它們遭到中共「一黨專政」的腐蝕，而不是靠排斥大陸人或者大陸符號（如普通話或簡體字）來體現香港特色。

在香港大學今天面臨的危機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歷史教訓？我認為，中共1949至1953年間「改造大學」的政策，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在香港大學今天面臨的危機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歷史教訓？我認為，中共1949至1953年間「改造大學」的政策，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他們藉口關注組有校友有政黨背景，就斷定是校外政治勢力干預校政，「將不必要的政治鬥爭帶入校園」，卻不敢面對一個更嚴峻的事實：即干預校政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在香港的官方機構和民間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