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佔領港九重要據點進入第六天，開始出現失控場面，與前幾天的氣氛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的經濟應由勞動力、企業家及知識分子等人力資本推動，以達致持續增長和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很明顯地不是議會內閣制，它較為接近總統制，但在至少四方面，它和一般的總統制又有重大的差異。雖然《基本法》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包含了「行政主導」的考慮，但實踐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只能是一個弱勢的政府，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基本法》的制度設計的結果。
學聯要求特首梁振英在午夜前夕辭職，否則揚言會圍堵衝擊政府總部，形勢再趨緊張。
真正的歷史並不是單面體，任何運動都有正流、逆流、暗流。法國羅曼・羅蘭曾無限感慨：「自由，自由，世間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中國文革一會兒說「學生運動天然合理」，一會兒又斥為反動言論。這次學潮的興起，不是政治陷入倒退或危機之時，而是社會政治生態試圖改良改善，民主進程略有滑動的時候發生。
「行政主導」原是對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制的描述，《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這種政制，賦予行政長官較高的地位和較大的權力，所以特別行政區政制也可視為行政主導的體制。但是，行政主導的原則是可以與行政立法互相配合和制衡及司法獨立並行不悖的，三者均為特區政制設計背後的原則。
十幾年前，中共至少在表面上嚴守住「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互不相犯」底線，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互不破壞彼此既有制度；沒想到佔領中環運動觸動敏感神經，尤其是在十一國慶之際，對中共而言是很沒面子的狀況。
十一國慶，佔中進入第四天，升旗禮和特區主要官員的祝酒儀式依舊，原定國慶煙花匯演則取消。
我接觸了一些香港學生，他們是愛香港和愛國家的，他們是講道理和想和諧的，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基本判斷和具體建議。我反覆說，中央政府最樂見香港民主，現在需要我們一起在立法中去充分地實現。我相信，只要誠意溝通，只要耐心引導，孩子們會成為推動香港改革開放的建設性力量。學潮不算什麼，壞事可以變好事，我們完全可以就此開啟香港偉大的變革。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香港政界人士和各專家學者有責任進行認真的協商，為目前的困局尋找出路。本文旨在拋磚引玉，促進討論。
佔中第3日，不但示威者身心疲累，警察士氣亦見低落，政府的回應將主導香港的明天。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
劉教授在1980年代後期——亦即《基本法》正在起草的時候——已經提出此觀點，並將這種安排形容為一個管治聯盟。他預料這個聯盟會將由香港社會的一些精英人士組成，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政治勢力，而中國中央政府會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佔中第二天，警方昨晚企圖使用武力清場，於不同地點投射多發催淚彈，激發群眾反響，集會人數不跌反升。
根據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憲法性文件，立法局個別議員可在未得港督事先同意下提出動議和法案，只要該動議或法案不會有影響政府開支的效果。但是，根據《基本法》第74條，如立法會議員有意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必須事先取得行政長官的同意才可提出；至於「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議員則完全沒有提案權，即只有行政機關才有權提出這類法案給立法會審議和通過。
現在愈來愈多人喜歡把香港跟新加坡比較，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是否值得香港參考？這亦是愈來愈多人關心的課題。
9月28日（星期天）佔中第一天，示威群眾不斷增加，數萬人集結在金鐘與中環一帶。
香港腳是顯病不是暗疾，有味道，會傳染，很難啞忍。有味道，天下皆知，正像香港，一舉一動，常常國際圍觀，「外國滲透」言論必有市場。會傳染，左蒙右受，恰似中港，一言一行，每每模仿倒逼，「顛覆基地」指控沒有才怪。
丁學良將中港問題分為由易到難的三個層次：水貨客、中國大陸運到香港的毒物、政治制度改革。
全世界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以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人道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廉潔程度最高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屬於民主社會主義，「如北歐、西歐、澳洲、紐西蘭，都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我覺得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直到本世紀中葉之前，都是一個最適合的價值系統。」
大倫敦以外的英國選民在經濟上日趨邊緣化，政治疏離感不斷上升。原來就存在身份認同衝突的蘇格蘭人之感受自然更為強烈。類似蘇格蘭人這樣的邊陲或邊緣群體在歐洲許多國家都有，但他們未必有機會透過獨立公投來宣洩自己的憤怒。
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一切改革，說到底都是財政改革。因為，一切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愈是深化改革，愈是要強化財政制度建設，這是近現代以來我國得到的最深刻的經驗教訓。香港是我們見證的最新鮮的例子。
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布，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
保育、環保固然重要，但所有政策都應以人為本。說環保時，不要把人排除在外，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在中國當前國情下，左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要警惕的是，左和民粹結合起來，能夠呼風喚雨。這兩年，一些左派網站的輿論和諸多地方的低收入群體宣揚「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風頭很勁嗎？有些左翼人士曾經給我看過全國50幾個地區的民眾舉着文革口號的橫幅開會和遊行的照片。
如果談到深思反省，我認為必須檢討在香港的機構部分人員、中資領導層以及大批變質「紅二、三代」、「官二代」，還有「強國人」和「土豪」們給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使香港很多民眾與北京產生了疏離感。反過來，這種疏離感造成很大政治壓力。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
相對於新加坡，香港政府更顯得弱勢。廖柏偉說：「（對於香港的問題）經濟學的應對方法其實相當清楚，但因為政治問題，很多都執行不到。」
只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只有沿着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代化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