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匯教授學貫中西，在英國攻讀博士，在美國名牌大學任教，英文造詣不容置疑。他對英文學習的心得，來自在中學時期的扎實基礎，下了很多苦功，所以他反對一味愉快學習。
在知識的長河中，如果任何個人、組織或社會陷入落後與陳舊的泥淖中，勢必會被淘汰。
人的社會化是和同儕完成的，年輕人尤其易受到朋友影響。在求學時期，團體生活正好學習與人相處，幸運的話更可能遇見一輩子的好夥伴。
能夠在這樣的時代，竭盡所能領導中大，並為所有中大人服務，是我畢生最大的榮耀。
筆者曾任教本地大學多年，見盡幾間接受政府資助的大學高層不斷各出奇謀，務求令大學的排名不斷上升。
最近是各大大專院校的畢業典禮，畢業生穿禮袍，戴四方帽，整整齊齊地出席隆重的場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畢業禮，原來十分簡單而莊重。
本港的大學和企業抓緊機遇，與內地大學和企業合作，運用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的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
「社會變了！教育也要變！」這種基調，是當時經過接近一年關於「教育目的」的諮詢，收到超過4萬份意見書以後的主要結論。這次在莫斯科，卻還是不斷在思想上受到衝擊；以上的基調，也得到很大的充實。
楊潤雄期望，未來社會在討論教育議題時會回歸理性，有信心新政府能做到廣集民意，推行受市民歡迎的教育政策。
他半認真半打趣地說：「也有可能因為認為窮畢生精力也買不到樓，不如放手一搏，投身創業，反而締造意想不到的機會。」
陳一丹接受筆者訪問時解釋獎牌的設計意念：在一丹教育研究獎獎牌上，有一人閒坐在松樹下，靜心思考教育研究，而松樹結滿松籽，象徵研究的豐碩成果。
「教育2.1」於去年11月舉行過一次「大教育」的大型交流研討會，之後逐步形成「大教育平台」，參加的企業和機構愈來愈多，漸成風氣。
我十年來的一句老話：有份參與設計本地學制的官員，他們的子女在哪裏上學？如果九成在國際學校或外國，請不要驚訝。
陳繁昌指出，未來要有創業成功榜樣，家長便也不應逼小朋友讀「神科」，因為每個人心中的「神科」都不盡相同。
對年輕人來說，聶德權相信，最重要的是了解大灣區發展，親身體驗、交流、實習。
面對全球一體化，楊潤雄指出香港教育必須跟上國際，希望青年能有社會承擔、香港情懷、國家觀念。
最前線的大學負責收生部門做了些切實的微調，希望是能協助解決複雜問題的一個小缺口。
王耀宗教授在嶺南三十三年，遇上四件人生大事，有高興的事，也有辛酸的事。他有幸與五任校長共事過，可說是嶺南的「五朝元老」。
王耀宗教授的榮休致謝詞中，用「三」字，回想過去三十年，嶺南的三次重大發展。
離開政治爭拗，撥亂反正，是此時此地香港最需要的。
王耀宗教授任教嶺南大學三十三年，曾經在灣仔和屯門兩間校舍工作過，退休在即，用五個數字形容自己在嶺南渡過的歲月。
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些話是「封底」，也就是說底線之下，沒有餘地。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能獲得多個5**自是可造之材，引導他到內地攻讀歷史是否最佳引導值得商榷。
哈佛大學主動聯繫幾所一流大學，希望把收生標準擴闊，而且要求大家把考試分數不列入優先考慮，反而把同理心、責任感、社會服務意識、創意列為重點。
航空事業面對全球人才短缺，香港更需要在技術及人才培訓上作好準備。
李國寶博士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淵源甚深，曾在學院教授課程，擔任香港大學名譽司庫期間，更調解了大學與學院的爭議。他見證了學院這些年來的輝煌發展。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
這場科技革命直接改寫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習慣。電腦應用普及至公司、政府部門，每個家庭。然而，教師和學校存在的模式會否因此而改變呢？
隨着香港334新學制改革在2012年的落實，香港的院校都趁機改革其本科課程結構加強通識，這都有利於全人教育的落實。
愛因斯坦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是學習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會思考。」這是他將近100年前講的話。我覺得這話在今天是更加的正確，因為機器會學習更多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