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按：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前，英殖香港經歷過三場嚴重的社會動盪。包括：1956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的雙十暴動、1966年4月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暴動、1967年5月因人造膠花廠工潮引發的反英抗暴（俗稱六七暴動）。坊間大多知悉1967年的所謂左派暴動，但卻忽略了更為血腥、1956年的所謂右派暴動，兩者的因果關係，以及今年適逢雙十暴動70周年，特精選一些青年學者的文章，以解構五、六十年代香港這幾場嚴重社會衝突的成因和影響，冀以史為鑑。
回顧香港1956年的雙十暴動，在內戰和冷戰的脈絡下，對蔣介石的祝壽和「國慶」變成了流血的騷亂，留港的親國民黨人士為了表忠更爆發連串暴力事件。
1956年10月10日，香港李鄭屋徙置大廈外牆上的雙十徽號和國旗被徙置事務處職員拆除。按照當時的規定，居民可以掛旗，但不能影響建築物觀瞻。當年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下文簡稱右派）不僅懸掛旗幟，還搭建了近兩層樓高的巨型雙十徽號，徙置事務處於是採取清拆行動。港英政府新聞處當晚發出的稿件強調，行動「係依照往年所採取之程序」。
但這項例行的清拆卻引發了香港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暴動。港英的報告指出，除了抗議裝飾被拆，右派還要求懸掛巨幅孫中山及蔣介石肖像。那麼，右派為什麼在1956年如此執着，不惜違反港英的規則，也要堅持非掛不可？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指出，1966年國民黨情報單位在廣東多地發動破壞行動，作為慶祝蔣介石八十大壽的獻禮。沿着這條線索，香港在1952年和1956年先後發生與國民黨有關的騷亂，恰好分別碰上蔣介石的六六華誕（66歲生日慶祝的習俗，在江浙一帶較為流行）和七秩華誕（即70歲生日，蔣介石生於1887年，華誕為虛歲生日）。這種時間上的重叠不能證明雙十暴動是為祝壽而策劃，卻能說明這個年份確實有些特殊。
在國民黨的宣傳中，10月10日「國慶」、10月21日華僑節、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以及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經常被納入「光輝十月」的框架一同慶祝。1951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慶祝總裁（蔣介石）華誕指示要點」，要求活動「不鋪張但須普遍熱烈」，並要求「策動民眾作自動自發的表示，尤應以當地民眾為主體」。實際指引卻十分具體：公共場所須懸掛國旗，黨政機關要設置壽堂，開放簽名祝壽，戲院安排相關劇目，學校講述蔣介石的言行和革命事略。表面上民眾自發，實際上有清晰的組織要求。掛旗數量、參與人數、遊行規模和募款成果，都可以成為地方黨部向上級呈報的動員指標。
屋外裝飾是右派表忠
1956年，適逢「國慶」45周年和蔣介石70歲生日，赴台參加活動的香港代表團被稱為「『國慶』暨祝壽團」，右派報紙報道雙十活動時，也反覆把「國慶」與「七秩華誕」並置。連美國CIA的《情報周報》也注意到，國民黨當年加大了海外雙十活動的宣傳和經費。在這個意義上，李鄭屋外牆和樓頂上的徽號並不只是慶祝裝飾，也是地方組織能否展示忠誠、是否完成動員任務的公開標誌。同時，香港左派為防止右派搗亂，每年10月1日和10月10日要增派人員留守會所，後來連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也納入防範日期，可見香港左右兩派都把這些日子視為政治動員和安全部署的高峰。
若將1956年10月10日的騷亂定義為「雙十暴動」，香港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暴動。1952年10月10日，右派聲稱國旗遭毀，隨後在深水埗、旺角和油麻地襲擊左派工會及醫院，造成十多人受傷，並掠走工會會所文件和財物。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近千名暴徒，最後拘捕21人。
英國解密檔案CO 1023/101顯示，港英認為這場騷亂主要由台灣控制的反共抗俄青年團策劃，並把31名骨幹分子遞解台灣。台方則對雙十節期間過激的行徑表示遺憾，保證不會再犯。港英政治顧問區鼎敦（Sir Geoffrey Aldington）在1952年11月4日給英國外交部中國與朝鮮事務主管約翰斯頓（Charles Hepburn Johnston）的報告中指出，該組織即將併入蔣經國主導的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他警告，國民黨可能以為，在港英殖民地從事活動即使得不到同情，也至少得到某程度的寬容，並寄望低調地遣返多名主謀能起到糾正的作用。
暴力行動組織像軍隊
區鼎敦另一份11月27日的報告更具體描述青年團在香港的架構，他指暴力行動的負責人是彭超杰（Pang Chiu-Kit），形式類似軍隊，以調景嶺為總部，下轄九個師，每師分為3至4個營，每營再分成10個行動小隊（他也指部分編制可能只存在於紙面上）。區鼎敦同時表示，左派對騷亂瞭如指掌，但沒有大肆宣傳。他認為左派在這次事件中所展現的紀律性及其對警方保護的依賴令人矚目，但「不能指望他們日後仍能保持同樣的克制」。
林孝庭認為，蔣經國接掌情報工作後，試圖透過香港的組織展現跨海運籌能力。而1952年的騷亂事件，使港英政府對他留下極差印象。1953年起，港英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偵察國民黨活動，甚至有駐港的黨員被捕。但多數成員都僅僅被驅逐出境，這些措施沒有消滅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台灣方面的資料顯示，1950年代國民黨在港澳吸收的新黨員甚至佔全亞洲新黨員數的45%。
所謂的反共抗俄青年團也沒有真正消失。根據史料，它在併入聯合會後仍繼續活動。資深傳媒人周奕記述，56年雙十暴動時，該會成員曾簽發汽車通行證，並乘車在外圍擔任指揮。該會總幹事曾廣順在1957年9月為港英政府拘禁，歷時3個月後遣返台灣，是目前查到因為雙十暴動被遣返台灣的最高級別官員。其後曾廣順一路高升，1984年更擔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他對於中英談判的回應是：「13年後香港不一定會落入中共手中。」
致力於探究香港歷次暴動的資深傳媒人石中英早在10年前與學者的交流中提出了「三加一」的概念，即將1956年的雙十暴動、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暴動、1967年的六七暴動（即反英抗暴），連同澳門的一二三事件置於同一歷史脈絡中考察。近年，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將三場發生在香港的事件合稱為「五六十年代的社會衝突」。由1952和1956年的兩次暴動來看，這個視角確實有一定啟發性。
（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護旗犧牲獲蔣表揚
1952年的騷亂反映出，右派如何藉旗幟被毀一事動員成員襲擊左派。1955年10月11日的孔靄松（孔松）案，則進一步把旗幟衝突轉化為政治榮譽。據當時報道，益豐搪瓷廠領班、搪瓷自由工會主席孔靄松因不滿左派工人李濃撕毀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雙方發生爭執，最後孔靄松在工廠內被殺。李濃翌年被法院以誤殺罪判處兩年徒刑。
孔靄松死後，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為他設立治喪委員會，台灣方面則以更高規格宣傳這宗案件。蔣介石接見赴台參加雙十活動的香港工團人士時，稱孔靄松護旗犧牲是最英勇、最光榮的舉動，是勞工界最光榮的一頁歷史。其後台北舉行約2000人參加的追悼會，蔣介石題寫「英靈不泯」，陳誠題寫「英烈常昭」，多名國民黨要人送上輓聯；孔靄松的弟妹也被安排赴台接受教育和食宿接待。
這場追悼把香港工廠內的衝突納入國家敘事，孔靄松不再只是工人衝突中的死者，而被塑造成以生命捍衛國旗、效忠國家的烈士。香港的右派報刊更把案件推向政治忠誠的層次，包括《香港時報》和《工商日報》在內的六家報紙無視香港法院的禁止報道命令，繼續大篇幅報道孔靄松的紀念活動，最終合共被判罰22250港元。
孔靄松案為翌年的雙十暴動提供了政治資源：把護旗變成忠誠考驗，並透過台灣的追悼、宣傳和對家屬的禮遇，向香港右派確認政治效忠的價值。對大量滯留香港、無法前往台灣的右派而言，無疑具有示範作用。
對國民黨的宣傳部門來說，孔靄松案也形成了一種典型範式。雙十暴動發生後，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就在10月11日以〈港匪徒竟撕我國旗激起公憤發生鬥毆 青山道徙置區群眾忠勇可嘉〉為題進行報道，側面說明國民黨已經形成路徑依賴，第一時間把護旗等元素加到報道的敘事中。
廣州百人參與襲擊
1956年雙十暴動是直接由台灣情報系統策動，還是由國民黨地方力量自發，現有資料仍不足以作出確定結論，但同年10月10日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廣州實施華南行動計劃，則是不可忽略的旁證。當年國民黨特務針對48個目標進行襲擊，包括戲院、茶樓、百貨公司、公園等人流密集場所，以及鐵路、油庫等戰略地點，原定當晚由100多名潛伏特務同時引爆炸彈。
廣州各級政府及公安組織大規模巡邏和治安部署，拘捕多名涉案人員，並在隔年依法處決其中多人。台灣忠烈祠的牌位和英烈事蹟記錄也可與中國內地公安資料互相印證：1957年間被處決的少校郭文生，以及少尉鄧炳勤、梁毅平和譚日明等人，均被列入武烈士祠牌位K6-23。官方記錄的英烈事蹟包括破壞廣州戲院、聯合戲院不屈就義、爆破愛群大廈被執不屈就義等。香港也有名為范少嫺的少尉被港警拘捕，最後自戕的記錄。在港英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當中，則稱他為「暴動分子」。
忠烈祠有官方褒揚的功能，祭祀的是為中華民國殉職，並有其「重大忠貞事蹟且足資衿式的官兵及警察」。同一批人，在中國內地檔案中是被處決的特務，在忠烈祠的敘事中則成為被捕後不屈而死的烈士，正好揭示冷戰政治的核心矛盾：針對公共場所和平民的暴力，在一方是恐怖襲擊，在另一方卻是功績。蔣介石在1962年的《「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甚至宣稱，不論直接抗暴或間接破壞，都是「革命復國」的忠義行動。
橫向來看，港英的證據能較為充分指控1952年的騷亂由國民黨策動；縱向來看，台灣的資料顯示1956年廣州的未遂襲擊確實由國民黨策動。縱觀1950年代，香港因旗幟歸屬而起的衝突並不少見，但大多影響有限。這反過來說明，如果沒有組織動員，零星摩擦本身很難演變成重大暴亂。
特殊語境下的「國慶」
「國慶」通常象徵秩序和團結，但在內戰與冷戰的政治文化中，它也可能成為挑戰對手、證明效忠的公共舞台。蔣介石的生日同樣不只是私人紀念日；在組織化的祝壽制度下，海外行動可以被理解為對領袖和「反攻復國」國策的獻禮和為國民黨犧牲。當「國慶」45周年與蔣介石70歲生日重叠，地方組織面對的便不再只是一場節日慶典，而是一場需要向上級交代的政治考試。
六六華誕對應1952年騷亂，七秩華誕對應1956年雙十暴動，八秩華誕又對應1966年廣東多地的破壞行動。這些年份不足以單獨證明，每次暴力行動都源於對政治人物的祝壽，卻構成一個不能忽略的歷史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