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無論於國家來說還是於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秩序來說，我們所處的世界正面臨近代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概括地說，人類正在同時經歷四大危機和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四大危機包括地緣政治、世界經濟失衡、文明衝突和全球治理，這四大危機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和強化，正在把人類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而人們對毫無節制的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顯得前所未有的迷茫，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這一技術對人類影響的邊界在哪裏，是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人類。
人類文明面臨四大危機
第一是地緣政治危機。在這個層面，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互相矛盾的現像。一方面，世界似乎正在持續快速地朝着人們所希望出現的「多極化」趨勢演進；另一方面，這種「多極化」伴隨着此起彼伏的區域衝突和戰爭。俄烏衝突還沒有結束，中東戰爭再起，並且人們不知道這些衝突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結束。更令人擔憂的是，現代戰爭已經呈現出「發動戰爭容易、結束戰爭難」的局面。在很多人的概念裏，類似的衝突隨時都可以在其他地區發生。而人們的預期往往是正確的。
第二是世界經濟失衡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如果說2007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產物，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失衡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繼續惡化。過去，發展更多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困境，但今天這種困境已經從全球南方蔓延至全球北方。整個西方，除了少數經濟體，大多經濟體都面臨嚴峻的發展問題。這也是各種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政策的根源。但如果這些政策不能逆轉，那麼世界經濟的失衡會變得更加糟糕。儘管國家間的經濟交往不能完全避免國家之間的衝突，但經貿交往一直是國家間交往的基礎，一旦缺失了這個基礎，那麼地緣政治競爭會變得更加赤裸裸和更加暴力。
第三是文明衝突危機。這是更為深層的衝突。此前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預言正在加速實現。但比亨廷頓預言更為嚴重的是，今天的文明衝突不僅發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間，也發生在同一文明內部。誰也不能否認俄烏衝突背後的文化和文明因素，因為在俄羅斯看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歷史是不可分的，並且無論是克里米亞半島還是烏克蘭東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羅斯人。那些近代以來因為包括殖民地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而還沒有統一的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同樣，誰也不能否認美國、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爭不僅僅是物質利益（能源）和安全之爭，更具有深厚的宗教因素。無論是文明內部的矛盾還是文明間的矛盾，都在為衝突提供着強大的能量。
第四是全球治理危機。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儘管仍然存在，卻越來越沒有能力解決現實問題。美國曾經是二戰後國際體系的主要塑造者，但今天美國變成了這個體系的破壞者，因為今天的美國認為，這個體系已經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現存體系變得越來越不相關，但新的體系還不見蹤影，全球治理危機日益突顯。
國際秩序正在封建化
人們可能不得不對今天的國際局勢作出重新的評估和判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多極化」可能僅僅是理想，而「封建化」則是現實。正是因為「多極化」是一個理想，因此這一概念已被廣泛接受。「多極化」意味着這個世界沒有霸權，國際關係會變得更加民主化，較小國家或者弱國不會受惡霸的欺負。不過，儘管「多極化」為大多數國家所追求，今天它還遠不是現實，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和路途依然遙不可及。並且歷史上不曾存在這樣一種國際權力格局，既很難預知這格局是否能夠出現和以什麼方式實現，也很難預知這格局是否能夠實現今天的人們所期待的結果，是更加穩定了、還是更加不穩定了。現實總是比各種概念更為複雜。
比較確定的是在歷史上找到一個類似今天權力格局的時期。如果這樣，那麼今天的國際權力格局用「封建化」的概念來概括似乎更加確切。也就是說，今天的美國猶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已無力維持以其為首的「國際體系」，導致國際秩序日益分散化、分權化和碎片化，「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正在快速形成。
「群雄逐鹿」幾乎表現在所有方面。在地緣政治層面，各區域大國都想在舊體系的廢墟上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或者各種區域安全秩序，在此基礎上再去爭霸。在經貿上，無論是全球經貿秩序還是金融秩序，都出現了各個區域的小秩序以互保。無論是區域內的互保還是跨區域的互保，表面上互相開放，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小開放、大封閉」的局面。再者，無論是區域地緣政治秩序還是經濟秩序，往往以文明、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作為單元來構建。
人工智能發展失控風險
如果說這四大危機已經足夠嚴峻，人工智能技術的無邊界發展則給人類注入了更為巨大的不確定性。上述四大危機至少迄今為止表現為區域性的，但人工智能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則具有普遍性質，深不見底，廣無邊界。近代以來，技術的進步構成了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儘管每一次技術發明也給一部分人帶來了不確定性，但技術給更多的人則帶來了解決問題的更好的工具。但這次的人工智能則不同，它給人類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
人工智能迄今所積累起來的泡沫已經足以造就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的風險已經在快速超越人們的認知。儘管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後「智能」，但人類的訓練足夠有效，已經賦能智能體具備了足夠的能力脫離人類而自主行動。儘管人工智能的目標是使人類變得更加聰明，但現實是殘酷的，它的確促成了絕少數人變得更加聰明，但大部分人則在迅速朝向了「人工智殘」，即因為過度使用和依賴人工智能所導致的「愚昧」。
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安全危機則不是二戰之後核武器所能比擬的。二戰之後，人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尋找管控核武器的機制和方法，但迄今所找到的機制和方法依然非常勉強，因為人類依然面臨核擴散或者核濫用的巨大風險。而人工智能則遠遠超越核武器，因為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人類的生態，一旦出現失控，就有可能毀滅整個人類社會。
儘管已經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人工智能業界人士，對人類提出了警告，但更多的人依然不把它當成一回事情，依然憑借利益追求的直覺魯莽地往前衝。看來，如果在人工智能領域不發生類似二戰期間美國投向日本的那兩顆原子彈的事件，人們不會很認真地對待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風險。
中美「事實上的G2」結構有潛力為世界提供穩定性
在亂世來臨的時候，穩定已經儼然成為了最稀缺的資源；在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時候，確定性已經儼然成為了最稀缺的資源。那麼，穩定從何而來？確定性從何而來？
如同以往，今天不缺各種烏托邦式的設想或者烏托邦式的嘗試。但現實地說，或者根據以往的經驗來說，這種穩定性和確定性只能來自今天人們所見的世界權力結構。
當今世界的權力結構？
今天世界是一種什麼樣的權力結構？基辛格先生生前對國際局勢有「兩超多強」的判斷，即中美是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存在很多強國。不過，今天「兩超」已是事實，但「多強」到底有多強則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無論從經濟規模、技術水平、軍事力量等幾乎所有可以計量的指標來看，中美絕對是兩個超級大國。而其它屈指可數的幾個強國包括俄羅斯、歐盟（國家集團）、日本、印度等遠遠落在後面。這一點就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來說尤其明顯。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圍繞着人工智能技術而展開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而其它強國在一些細分領域擁有一些技術和產能，但幾乎沒有可能性實現中美兩國目前已經所擁有的系統集成能力，而更多的經濟體則完全不擁有人工智能的任何能力。
「事實上的G2」已經形成
也就是說，無論就地緣政治結構還是就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來說，中美絕對是當今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中美權力格局稱之為「事實上的G2」（de facto G2）結構。「事實上的G2」結構表明，中美不是「G7」意義上的「兩國集團」，而是兩個超級大國。這個結構指向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正如我們此前一直所強調的，中美關係不僅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更是這個國際關係的兩個柱子，一根都不能少。這基本上也決定了，離開了中美兩國，沒有人可以談論未來國際秩序。
如果我們把國際秩序視為國際公共品，那麼歷史地看，大國必須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而較小國家則選擇搭便車。國際公共品的這一內在邏輯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較小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之間也可以抱團結盟，但只具有區域意義。較小國家可以倡導國際公共品的提供，但如果不捲入大國，那麼這類公共品充其量只是區域性的或者部門性的。今天，一些美國過去的盟友（尤其是中等國家）往往因為不滿美國對他們的政策，開始思考「中等國家團結起來」，借此來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不過，這條路會走得非常辛苦。
這些美國往日的盟友是否有能力真正從美國獨立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歐洲諸多國家就所謂的「戰略自主」不知道已經討論多少年了，依然在安全甚至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自俄烏戰爭以來，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在增加。即使這些國家有能力從美國獨立出來，但是否能夠結成一體，成為權力的一極？這個問號更大。
其他國家該如何選擇？
現實地看，在中美「事實上G2」這一格局下，更多的國家不是想脫離美國，而是開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站在美國一邊，甚至綁架美國。這是極其危險的傾向，例如以色列有效地綁架了美國，拉着美國發動了伊朗戰爭——這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本以為很快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但現在看來，美國很難結束這場被拖入的戰爭。
同樣，今天的日本也想成為「東亞的以色列」，想透過綁架美國來針對中國，日本一旦成功，不僅美國會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且對整個亞洲區域而言將帶來災難時刻。這過程中，美國當然不是無辜的，或者說美國是願意被綁架的。這是因為在「事實上G2」格局中，美國最容易傾向於把中國視為對手和敵人。
所以，今天，我們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一方面，中美關係是全球秩序的核心變量，中美穩則天下穩，中美不穩則天下大亂；另一方面，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是最難實現穩定的。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美穩則天下穩 中美不穩則天下大亂〉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