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代際頓悟的六條路徑中，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 FOO）話語出現得最早，且可能最深刻地塑造了中國青年的道德想像。其萌芽可追溯至2010年代初，並首先在80後一代中興起。這一代人的參與多是回顧性的──聚焦於療癒過去的創傷、增強心理韌性，同時依然沿着婚姻、生育、職業奮鬥等傳統人生軌跡前行。然而，到了2020年代，Z世代卻將原生家庭話語轉化為一種前瞻性工具，用以重新思考家庭本身的角色。
原生家庭話語
當代原生家庭話語可歸納為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題，它們將個人經驗與更廣泛的文化批判相連接。其一，它使辨識並直面原生家庭中的身體傷害、心理創傷與情感痛苦合法化，打破了批評父母的長期禁忌。其二，該話語將婚育重新界定為有條件的選擇──前提是必須防止負面代際傳遞，並確保個體福祉的結構性條件得以滿足。調查與人類學訪談顯示，許多Z世代受訪者表示，除非能獲得性別平等的伴侶關係、穩定收入，以及對孩子情感安全的保障，否則寧願放棄婚姻。
其三，這些反思最終匯入對「家庭」這一概念的文化再定義。後疫情時代的流行語「婚育並非人生必選項」正是這種轉變的濃縮表達（參見M. Li 2023）。對Z世代而言，家庭已不再是普遍的道德必然，而只是通向幸福與意義的多種途徑之一──這是對改革年代「拼搏個體」理想以及不少80後青年擁抱的新家庭主義的根本性背離。
對於80後一代而言，原生家庭話語的興起與城市心理健康意識的提升和大眾心理學出版潮同步。武志紅的《為何家會傷人》（2007）和其他心理學暢銷書為追溯成年情感困擾至童年的家庭根源提供了語言工具。這在豆瓣曾活躍的「父母皆禍害」小組中表現尤為明顯──該組高峰時期成員數逾十萬，參與者分享了父母過度控制、忽視、家庭暴力、言語辱罵等經歷。類似的網絡群體成為分享故事、推薦心理諮詢師、練習設定界限的道德共同體。批評集中於具體的父母行為，家庭仍是首要的道德錨與經濟安全網。其目標是修復與適應，而非動搖家庭核心地位。
許多80後青年後來成為新家庭主義的積極踐行者，為購房、子女教育而集中幾代人的資源，將家庭理想置於其成年生活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80後一代通過原生家庭話語最終與父母和解，為婚育做準備，那麼Z世代則用它來質疑這些人生選擇本身是否值得追求。
Z世代接觸到原生家庭話語時，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已經改變，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市場不穩定、收入與性別不平等更加顯著。同時，算法驅動的平台放大了原生家庭創傷與結構性批判的敘事。在這一代人那裏，創傷診斷意味着將個人怨憤與制度性力量相聯繫：父權制規範、性別化的家務勞動，以及與教育競爭掛鈎的過度養育文化是造成個體情感創傷的社會原因。Z世代對於父母的共情是有條件的；理解並不意味着必須複製有害模式。界限設定堅決且可執行，有時甚至包括「斷親」。婚育決策會明確透過原生家庭的視角加以過濾：如果無法保證健康的家庭環境，那麼選擇退出是一種理性且道德的決定。
超越個體療癒的層次，原生家庭話語還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空間與道德共同體。從豆瓣到小紅書，這些平台為打破「家醜不可外揚」的禁忌提供了半保護性的輿論空間。諸如「情感忽視」、「專制控制」、「情感綁架」等共享詞彙，使參與者能夠以社會認可的方式敘述傷害。隨着時間推移，這些共同體成為界限設定與質疑家庭神聖性的公共話語場所。
我認為，原生家庭話語最持久的遺產是培育出一種反思習性。獲得反思能力的青年得以批判性地審視自身成長經歷，識別代際傷害，並有意識地決定哪些要傳承、哪些要拒絕。對80後而言，反思常常是為了在既定角色內療癒自我；而對Z世代來說，則可能意味着徹底拒絕這些角色。這標誌着從為既有角色修復自我，轉向運用反思性去改造甚至放棄這些角色。正如一位小紅書用戶所言：「我可以在設立界限的同時依然愛我的父母。這就是我不會倉促結婚的原因──沒有界限的愛，只是另一種控制。」
如今，這種反思能力已延伸至家庭生活之外，影響着交友、職場關係與公民參與。原生家庭話語已從一種外來的心理治療概念，演變為道德與文化變革的孕育之地。它所培育的道德空間、社區基礎設施與反思能力，為隨後的婚育批判提供了肥沃土壤。
恐婚恐育話語
當有關婚育的恐懼──經濟風險、性別不平等、個人自由的喪失──在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開始在網絡空間流傳時，它們迅速被吸納進一個已然存在的、對既定規範持懷疑態度的文化氛圍之中。原生家庭話語提供了概念工具與道德許可，使年輕人能夠在表達婚育焦慮時不感到背離常規。因此，恐婚恐育話語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託於孕育原生家庭討論的同一批網絡社區。早期形成的信任與語言框架，使新的批判性表達得以迅速被接受，將原本零散的私人顧慮轉化為一種集體性的、共享的立場。一旦年輕人學會審視成長經歷中的情感代價與不平等，他們便很自然地將同樣的批判視角應用到未來可能建立的家庭上。
最初，婚育恐懼更多是作為不安情緒的表達，而非明確的拒絕。帖子往往聚焦於具體經歷──父母爭吵、經濟拮据、朋友艱難的孕產過程──這些故事讓婚姻與生育顯得令人望而卻步。然而，隨着時間推移，這種話語逐漸從私人顧慮轉向公共宣告。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明確表態：不再只是「我害怕結婚或生孩子」，而是「在當下的條件下，我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這種語言上的轉變標誌着主觀情緒向集體性、價值化立場的轉化。
恐婚恐育話語也深受原生家庭框架的影響。許多年輕人會用「避免重蹈原生家庭的模式或衝突」來解釋他們的遲疑。同樣，生育恐懼常被表述為不僅關乎經濟負擔，更涉及保護自主性、職業發展與心理健康。在這兩種情形下，家庭不再被視為成年生活的必然終點，而是一個需要與其他目標權衡的可選方案。這一話語的可見性還被調查性報道、女性主義評論以及公共健康討論進一步放大。關於坐月子、孕產風險、職場性別歧視的討論，使生育恐懼與更廣泛的性別議題緊密相連；而關於婚姻穩定性與離婚率的辯論，則強化了婚姻恐懼。由此，拒婚拒育逐漸顯現為一種可以公開合理化的價值立場，而不再只是私人層面的心理猶豫。
自2010年代以來，國內有關恐婚恐育話語的媒體報道、問卷調查和學術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數不勝數（百合佳緣 2021；劉啟營2015；楊菊華、史冬梅 2024）；但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話語對於婚育實踐的負面衝擊，而且被「不婚不育保平安」等過激表達方式所誤導，錯過了真正的重點，即Z世代對於個體選擇的強調和珍視。透過將婚姻與生育重新定義為個體選擇而非道德義務，恐婚恐育話語深化了原生家庭話語所開啟的批評家庭主義價值觀的進程。同時，它也為後續的「戀愛腦」批判與反PUA運動提供了橋樑──這些話語進一步強調在親密關係中維護情感主權與自我保護的必要性。
原刊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新家庭主義興衰：中國私人生活的重組，2000–2025》
作者：閻雲翔
編者：陸洋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6月
作者簡介：
閻雲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傑出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兼職講席教授。其所創建並持續研究的「中國式個體化」和「新家庭主義」理論，成為理解現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家庭重構及新世代困境的關鍵框架。代表作包括：《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2000）；《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 裏 的 愛 情、家 庭 與 親 密 關 係（1949–1999）》（2006）；《中國社會的個體化》（2012）等。《私人生活的變革》英文版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圖書獎」。
陸洋，復旦大學社會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