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76年1月11日，農曆乙卯年臘月十一。這個冬天本來就冷，這一天又冷得出奇，天空布滿陰霾。
從凌晨起，人們不分男女老幼，開始來到橫貫京城東西、又穿過有着傳奇色彩的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兩旁。下午，聚集在十里長街沿途的人群已達數十萬之眾。三天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達27年之久的周恩來去世，他們到這裏來向他告別。
天安門廣場，是每年「五一」、國慶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的場所；長安街，也見證過無數次群眾性的迎送場景。但這一天，聚集到這條「中國第一大道」兩旁的民眾卻沒有任何官方組織的背景，而是自發前來。他們之所懷，是極為真切的悲痛之心，其中又夾雜着極為真實的憤懣之情。
十里長街的送別
他們或許並未意識到，自己所經歷的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事後看來，他們所發出的，是預示着20世紀席捲中國的「革命時代」瀕臨終結，歷史大變局將要到來的一個重要訊號。
下午，天空飄起雪花。4時多，一列長長的車隊從市中心的北京醫院駛出 —周恩來逝世後的這幾天裏，他的遺體便陳放於此，數以千計的人前來瞻仰遺容，向他告別。車隊沿着長安街向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駛去，所到之處，人群都發出一片唏噓哭泣之聲。當載着周恩來遺體的靈車進入人們的眼簾時，許多人頃刻之間迸發出嚎啕大哭，隨着車行，延綿不絕。5時許，一番簡單的儀式過後，周恩來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
四天後，周恩來的官方追悼會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周恩來共事達半個世紀之久，他雖然送了花圈，卻既沒有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也沒有參加追悼會。在會上致悼詞的是副總理鄧小平，當時已處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邊緣。悼詞稱周恩來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會後，官方立即宣布，對於周恩來的悼念活動到此終止。根據周本人的遺囑，他的骨灰沒有保存，而是撒到了中國的山川平原和江河湖海。
民間悼念與政治風暴
然而，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活動並沒有結束。在遍布中國各地的城鎮鄉村，人們繼續舉行各種活動，追思「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這些活動往往在或明或暗之間轉變為某種隱晦乃至公開的抗議，矛頭則是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包括激進毛派領導人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四人幫」。因此，隱隱之中，這些活動其實也對「偉大領袖」本人提出了挑戰。
3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推進「反擊右傾翻案風」、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的報道。其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支持那個還在走的走資派」的可疑字句。鑒於上海是「四人幫」的政治基地，很多人馬上便聯想到，這是那夥被認為「反周」的極左領導人在背後作祟炮製的一個「政治陰謀」，有意將批判和羞辱的矛頭指向周恩來。隨後，南京發生了學生和市民自發悼念周恩來的集會遊行，並出現了「保衛周恩來」、「打倒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
4月1日，中共中央電話通知各地黨組織，將南京事件定性為「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嚴令各地追查「謠言製造者」和「幕後策劃人」。然而，上面雖然三令五申，下面仍舊我行我素，以悼念周恩來為名而舉行的各種抗議活動仍在持續和擴展，並無偃旗息鼓之趨勢。
4月初，周恩來逝世三個月後，北京終於出了大事──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了。清明節來臨之際，人們聚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所公開表達的，是一種普遍存在於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情緒 ── 一種植根於他們對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的深刻不滿，一種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所導致的殘酷政治環境的強烈反感。他們在刻有周恩來手書碑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上了大量花圈、花籃、輓聯、詩詞和祭文。其中的一首詩，出現了這樣的字句：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王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上述字裏行間，毛澤東的名字沒有出現。然而，讀着這首詩，人們卻不會不從背負着千古罵名的秦始皇，產生對「偉大領袖」的聯想。廣場上，人們大聲誦讀着這一首以及其他相關詩文，口耳相傳之間，又將諸如此類的說法和想法傳播到京城各處，乃至全國各地。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像這樣的矛頭直指「今上」的大規模群眾性抗議行動還是第一次。
年邁的毛澤東雖已病入膏肓，離「去見馬克思」的時日已經不遠，但他老人家的頭腦仍有清醒之時，立即便意識到了天安門事件「犯上作亂」的「反革命」意涵。他在聽取了擔任中央政治局聯絡員的侄子毛遠新的彙報後，批准了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民眾實行武力驅散及鎮壓的決定。
4月5日晚9時半，大批軍人、警察和民兵手持棍棒，開進廣場，毆打並驅散留在廣場上的民眾，數十人遭到逮捕。4月6日清晨，廣場已經被清空了，除了大批軍人、民兵以及執勤的公安人員外，只有幾輛清掃車在朝霞的映照下，緩緩地清除着殘留在地面上的血跡。
然而，這一切所帶來的只是一種極為膚淺的「政治穩定」局面，再也不可能重新激發起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對於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內在認同和熱情投入了。即使毛澤東本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儘管他透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自己身上集中了無上的權威和無限的權力，但他試圖將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加之於中國人心靈的宏大革命計劃，其實已經破產了。
這是中國「革命時代」的葬禮。從這一刻起，中國後革命時代的帷幕拉開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自此，中國的社會和國家都發生了極為深刻和廣泛的「去革命化」──在一些關鍵點上，也是「去毛化」──的歷史性變化。從1970年代後期起，隨着鄧小平復出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改革開放」起步發展。中共領導人逐步採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半個世紀間，中國經濟經歷了巨大的增長和發展，也見證了中國漫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和人們觀念世界既深廣又持久的改變。作為這一歷史轉變過程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國家的合法性也陷入了揮之不去的嚴重危機。
上述這一切，也從中國人對於周恩來的記憶以及各方人士對於周恩來的看法中反映出來，並對周恩來和他的歷史遺產提出了挑戰。
周恩來形象的解構與爭議
曾幾何時，在中國的官方評價、公眾輿論，乃至學術界對周恩來生平及歷史地位的評價上，各方對他作為正面歷史人物應予高度肯定這一點上，似乎存在着一種廣泛的契合，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那些日子裏尤其如此。那時，整個中國似乎都沉浸在對已故周總理的追思和頌揚之中。周恩來的名字同「四人幫」被大肆醜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成為中國革命時代正義和進步形象的象徵。在政治建樹和人格上，周恩來被稱之為「聳入雲霄的高山」，「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國家和民族的良心」，「人民和未來的希望」。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知名作家韓素音（她也是一本周恩來傳記的作者）甚至提出，在周恩來的身上「要發現缺點或缺陷」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意義。
這一切的背後，無疑有着來自官方的背書和大力推動──對於周恩來的全面肯定和不遺餘力的歌頌吹捧，不僅是一種對於後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權所面臨的空前的「合法性挑戰」的應對之道，也是由毛欽定的接班人、「英明領袖」華國鋒，以及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導層為實行他們稱之為「新時期」的戰略與政策的一種動員手段。但與此同時，這裏也確實有着來自民間的巨大原動力。在舉國紀念周恩來的過程中，人們對於周恩來的人格、操守、政治智慧和風範的讚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情緒是極為複雜的，而最突出也最值得注意的，應是一種揚棄曾由毛澤東主導的中國「革命時代」的強烈願望：對於周恩來的近乎完美的「集體記憶」的塑造及表述，為人們在充滿慘痛經歷與經驗的過去和似乎有着無限希望的未來之間，搭建起一座想像的橋樑。
物換星移，發生在1976年的往事早已成為明日黃花。在周恩來逝世後的50年間，上述一切一再受到挑戰並不斷遭到「解構」（或至少部分是如此）。「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導致中國人反覆對歷史──包括對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時代的歷史──重新加以審視的過程。其間，周恩來這個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同毛在一起、並一直服務於中國革命及毛的「繼續革命」的關鍵性人物，當然不能不成為重新審視的對象。
隨着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許多負面紀錄的披露並進入人們的視野，也隨着人們愈來愈多地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革命時代（尤其是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共產黨革命本身）的時候，周恩來的形象似乎變得晦暗不明起來。
官方歷史敘述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控制下，對於周恩來的評價仍然是完全積極和正面的，把他說成是一位極為傑出的人物、充滿智慧並有着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世界一流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以及全心全意投身中國及人類解放事業的無私的革命者。就中國人集體記憶的主流而言，即便各種疑惑不斷出現，周恩來似乎仍然保持着正面歷史人物的形象，並被當成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崛起的奠基者、見證人和執行者，而為人們（尤其是曾經親身經歷過毛的「革命時代」的人們）所銘記。
與此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隨着中國共產黨革命及毛澤東治下時期大量負面史實的披露，也有愈來愈多人對於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及相關的歷史敘事提出了疑問。在種種質疑的聲音中，不斷有人提出，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革命後所建立的國家曾存在着諸多陰暗面，而周恩來則與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既然如此，甚至有人提出，周本人又怎能不被視為一個基本上應予以否定的歷史人物呢？綜合起來，這些聲音 ──尤其是其中最強烈的部分──對於周恩來的批判及指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第一，是對於周恩來（在他們看來）在毛時代所持的一貫追隨毛澤東的政治立場（包括支持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災難的「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始終忠於毛本人的政治態度的批判。第二，是對於周恩來政治上「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以及處理相關問題的態度和方法的質疑。第三，也是最為嚴厲的，是對於周恩來的人格、品質和道德操守的拷問乃至於否定，認為他其實是一個「自私」和「虛偽」的人。
確實，當曾寫過毛澤東傳記的張戎（Jung Chang）和哈利戴（Jon Halliday）這樣的著名作者將毛描繪為希特勒式的惡棍，同時又將中國共產黨革命定義為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時，人們又怎能想像，在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的過程中始終和他在一起的周恩來，仍然可以被視為一位正面與積極的歷史人物呢？即便是鄧小平，據稱也曾經對周恩來作出過頗耐人尋味的、帶有兩分法的評價。他一方面表示，如果沒有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可能會演變為一場更大的災難；另一方面又說，如果沒有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也許不會持續那麼久。鄧小平是過來人，他的話中涵意，令人深思。
高文謙是一本在中文世界頗有影響力的周恩來傳記作者。他對周的態度和看法的變化，便很能夠說明問題。他出身於一個中共幹部家庭，岳父是長期任周恩來翻譯及助手的浦壽昌。1980年代，他曾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度還擔任過該室周恩來傳記組組長。當時，他曾在一系列論著中，將周恩來描述為有着遠見卓識的領導人，富有獻身精神和責任感、極為突出的領導才能，以及很高的道德水準。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高文謙離開了中國。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那一年發生的事件促成了他思想上的覺醒，並促使他對許多過去想當然的問題重新進行思考。他對周恩來以及整個中國共產黨革命也愈來愈抱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於是，在獲得廣泛注意和諸多好評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他對周恩來的整個政治生涯 —尤其是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提出了極為嚴厲的批判，特別對周恩來的為政乃至為人之道（包括道德操守等）提出了尖銳的質疑。
同樣令人深思的，是另一本周恩來傳記的作者余長更的故事。余的本名是冉隆勃，曾長期在中國外交部任職，並是周恩來及中國對外政策的忠實信奉者和執行者。隨着許多中國人、包括外交部的很多人員，對周恩來曾在其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的毛時代內外政策的重新探討與思考，余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儘管從總體上看，他似乎仍對周懷有同情之心，但他更覺得自己已不可能堅持過去那種對周不加批判的立場。因此，在他和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合作寫成的一本周傳記中，他們甚至以極其尖銳的言辭提出，周恩來所「忠於的是堪與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並論的20世紀最殘暴的君主之一」。
在革命時代中理解周恩來
周恩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和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何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對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應當如何看待？他死後何以會引起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大國的舉國哀悼？在之後的五十年間，當人們將他當作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來看待時，對他的基本評價又何以會出現如此深刻的變化，產生如此重大的分歧？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合理並有深度的回答，不僅需要重新審視周恩來，也不能不帶來對於既產生了周恩來、而周恩來又將自己一生投入其中的中國「革命時代」的反思乃至拷問。
我是毛時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在文革中曾有過兩次入獄的經歷。當我在「後毛澤東時代」成為一名歷史學者後，過去30多年裏，我曾對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中國對外關係──而周恩來則在其中佔有中心地位──做過不少研究。在這本傳記的寫作中，我試圖從批判的視野出發，對周恩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政治家、國務活動家、外交家，但歸根結柢作為一個人的充滿悖論的生平作出追根尋柢式的探求。
同時我也看到，在國際學術界（尤其是英文學界）還沒有一本以多種語言、多邊檔案文獻研究為基礎而寫成的、全面記述周恩來一生的傳記。因此，儘管我自知學識淺薄，仍以近20年之努力，撰寫了這一本周恩來傳記。
革命不是原罪（revolution is no sin）。任何革命的發生，都不會是沒有道理的。首先，從根本上看，它一定是產生於舊制度的巨大失敗，產生於生活在舊制度之下的人們從自己日常生活經驗中切身感受到、不經革命便無法擺脫的絕望，也產生於由此導致的、舊制度及舊政權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手段難以避免也無法解決的危機。革命在20世紀席捲中國，更是與中國在近代多難的命運以及充滿悖論的困局、與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尋求激變的決心與行動分不開的。
唯其如此，我認為，就其發生的根源和歷史大場景以及多方面、影響深遠的建樹而言，包括共產黨革命在內的20世紀中國歷次革命曾具有巨大的歷史正當性。由此而確定的，則是周恩來作為正面歷史人物的基本地位和形象。說到根本處，在經歷了革命與「革命後革命」年代的疾風驟雨，尤其是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的大浩劫之後，中國這艘「大船」居然能夠不沉，甚至還能夠蹉跎前行，並為長遠的崛起進程開通路徑，原因甚多，但周恩來的作用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同時，如同歷史上任何革命（尤其是標榜「改天換地」、「創造新人」的左翼激進革命）一樣，中國革命不僅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着極為殘酷乃至暴戾的一面，由革命所建立的國家更由於其在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手段、表述與實踐、權力與制衡等方面的分離，從一開始便面臨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戰。這一切，更由於中國革命時代產生了毛澤東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中心人物，並在完全失去制衡的巨大政治權力的支持下，將「天馬行空」般的烏托邦想像與空前宏大的政治社會改造規劃及超常的群眾動員結合在一起，更使得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成為一種在中國及人類歷史上都未曾有過的將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成功與挫折、前行與後退混雜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現象。尤其是，革命未能擺脫歷史上同類事件的俗套，起始於以民智開啟為目標的動員，卻在自身的進程與發展中（尤其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終結於對民智的全面壓制，真是發人深思，令人嘆息。
由此看來，理解與認識作為歷史人物的周恩來的關鍵，是要將他放到中國的「革命時代」—包括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時代 —的宏大及複雜的背景下來加以看待。如果說，周恩來身後所留下的是形形色色的正面與負面混雜在一起的歷史記錄的話，那麼，這主要是因為他是中國「革命時代」的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政治與外交生涯，乃至他的人生，都不能不刻上這一時代的深刻烙印，既連接着它巨大和多方面的建樹，又承載着它不堪回首、難以言喻但又必須揚棄的諸多重負。
革命的囚徒
周恩來作為他所處時代的創造者和參與者，其實首先還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和他的同志們塑造了革命，也為革命所再造；他們是革命的主角，也是革命的「囚徒」。在他身上和經歷中的種種悖論，根本上也是中國「革命時代」巨大及深刻的困局的折射和反映。在我看來，這應當是記述與探討周恩來一生的基本出發點。本書關於周的敘事及討論，也將循着這一思路而展開。
歸根究柢，我們若要在「後革命時代」告別革命，並使革命的悲劇不再重演，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革命，而是要釐清革命在何種歷史條件及場景中開始，何以會在20世紀成為時代的主流，卻又何以會走上岔道，尤其是何以會走向自己所宣稱的「人的解放」初衷的反面。同時，從歷史研究和批判的角度來看，何以才能既從根本上肅清革命的負面影響，同時又讓革命諸多的正面遺產得以發揚光大。關於周恩來的探索，應該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有意義的啟示。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宏大及複雜的任務。僅憑這本傳記以及我作為傳記作者的一己之力，絕對無力對上述課題及其中涉及的問題作出任何意義上的「最終的回答」，但本書的討論，畢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周恩來的歷史評價問題，因而也會涉及到對於上述問題的探究。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本書是一部旨在拋磚引玉的探索之作。
原為《周恩來》引言，本社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周恩來》
作者：陳兼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5月
作者簡介：
上海紐約大學暨紐約大學全球體系傑出歷史學教授、康奈爾大學胡適榮譽講席教授；20世紀中國史、中美關係史、國際冷戰史研究的領軍學者。著有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怎忍青史盡成灰：文革政治史批判筆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ina’s Road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譯有《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