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希臘經濟文明──心靈富足與金錢交易〉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公民之美德，決定於他如何使用金錢。榮譽公民對於給予、付出（Giving）在所不惜，這些包括服侍神、參與城邦事務、提供禮物給弱勢者、為戰爭提供物資，甚至成為城邦的議員，讓城邦整體富足。這些榮譽公民知道怎麼使用金錢，而不是計較成本，捨不得花錢。亞氏稱之為“Magnificent”，意指那些知道大格局的公民，如何將其資源放在更大的城邦框架，而不是一己之私。相對的“Liberality”，指的是小格局的花費，比如只求自身的幸福。
柏拉圖：何謂最高的善？
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有助於城邦生活中貧富差距之縮小，促進市民的團結，穩定城邦國家的發展。亞里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Plato）卻與他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柏拉圖基本上看一切物質性的存在都是不完美，其自身都是不實在的，只有「理型」（Ideal）才是完美的。換言之，沒有完美的圓形物品，但是有完美的圓形理念。對柏拉圖而言，物質的追求、欲望的滿足都是不正確的，不是最終的善。「肉體的快樂」柏拉圖說「只會使我們成為奴隸」。心靈脫離肉體，我們才能體會最高的善。最高的善，依柏拉圖言之，是符合理型的一種生命。
在具體的城邦生活中，柏拉圖倡導精英統治，主張廢除統治者的個人財產，這個階層的統治者，沒有個人財富，不娶妻或不嫁，只奉獻給哲學的追求與城邦的統治。統治者思考的是如何整體地給予城邦人民最好的生活，建造最強大的城邦是其使命。柏拉圖理想中的統治精英是禁欲的、無財產的，連性欲一併拋棄。對他而言，性欲的滿足會造成對城邦的忠誠危機。對於戀人的忠誠往往會動搖對於神祇與城邦之忠誠。
因此，採取禁欲主義的柏拉圖之理想，是由哲學家擔任君王，統治階層所代表的是理性。其次是軍人代表勇氣，工匠則代表感官享受。柏拉圖認為第三者屬於低劣的人類天性。無產者，才是最高的統治者，才是具備最高的哲學者。柏拉圖是最早的唯心論者，重心靈、輕物質，重理性、輕欲望。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似乎修正了老師柏拉圖的唯心思想，而走出中道。
亞里斯多德：滿足物欲 可激發積極性
亞里斯多德認為，「蘋果的理念離不開蘋果自身」。心與物必須融合，物質欲望的基本滿足是人的天性，也能激發人的積極動機。這表現在他的經濟思想中，亞里斯多德重視「使用商品」的滿足，但是也抑制商品交易，特別是純粹金錢交易；因為後者是無止盡的欲望，是墮落人心的，是有害社會秩序的。他希望自由公民能從事更多的公共服務，以此獲得生命真正的幸福。
這種見解在古代中國社會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小農富足的重要性攸關國家政體的穩定。過度的讓金錢交易擴大，將造成貧富差距以及社會的動盪。與亞里斯多德時的希臘社會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社會的政治參與是不事生產的儒者。助弱勢，有其社會文化之區別。這與亞里斯多德主張自由公民在商業成就之後，參與公民活動，襄助政府，幫助弱勢，有其社會文化的區別。
但是希臘的「善經濟」是一個重要的典型。他指出人類的幸福不是金錢的追逐；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幸福息息相關；滿足個人生活所需是前提，但不是過度的放縱欲望。欲望是無止盡的，尤其是追逐金錢的欲望。它會墮落個人心靈，也造成社會的不公義以及國家整體的危機。
快樂是善 或善才是快樂？
希臘的善經濟思想，我們以亞里斯多德的觀點總結，說明經濟生活中自利與利他、物質與欲望兩者間維持中道的重要性。商品的交易是以滿足個人生活之所需為宜，不宜純粹地追逐金錢、累積金錢。真正的幸福不只是物質的滿足，還要心靈的快樂。這些心靈上的快樂來自善的行為，即是對公眾的付出與給予。
亞里斯多德平衡了唯心與唯物的爭辯，平衡了個人欲望與利他行為的對立，走向中道融合。在說明快樂追求的過程中，亞里斯多德認為快樂不是生命之目的，善與美才是。快樂是盡善盡美活動的產物，但不是目的。經濟活動目的同樣為善，快樂是其結果。善會帶來快樂，但是快樂不見得是善。快樂也產自於欲望，欲樂卻會帶來痛苦，但是依善而得的快樂，是盡善盡美的樂。
這種見解與同時期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ism）的享樂主義不同。伊比鳩魯學派着重欲望的樂，而亞里斯多德着重善與美的樂。西方後期的功利主義主張利益最大化，等同於快樂最大化，與亞氏仍有不同。不同在於亞里斯多德是着重物質與心靈的和合、整體社群與個人的融合，亦即個人透過道德與承擔社會責任而得到幸福與快樂。這不是計算整個社會體快樂之總和的功利主義。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