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全球發展議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薩克斯教授（Prof. Jeffrey Sachs）7月24日再度來港發表演說，他表示2015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背後的核心是塑造「我們希望的未來」（Future We Want），簡明扼要地表達了議題的關鍵所在。他認為人類有機會、有方法迎向更美好的世界，而中國和香港從中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扮演獨特的角色。
可持續發展議題從何談起？
薩克斯表示，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可以追溯至1972年於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當時與會領袖認為，全球的經濟與環境衝突已經來到臨界點，「人類史上從未有這般大規模行動，影響了地球環境，包括破壞生態、污染土地、過度捕撈；那一年意義非凡，人類首次面對這個事實」。之後1987年10月，由挪威前總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領導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確立善用資源滿足當代和未來世代需求的原則，為召開1992年地球高峰會、通過《21世紀議程》和《里約宣言》等奠下基礎，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他提到當年還有一本很重要的書《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是羅馬俱樂部委託麻省理工學院團隊撰寫的，內容提到大約在現時地球的承載極限會被突破，經濟增長達到顛峰後會暴跌。當時他的老師認為資源變少，價格便會上漲，人類自然會轉用其他產品，但他隨年齡漸長，發現議題比想像中複雜。他表示，《成長的極限》誤判未來枯竭的只有礦產，而忽視了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遷。但早於1896年，瑞典化學家阿瑞尼斯（Svante August Arrhenius）已預計燃煤會帶來二氧化碳，最終導致全球暖化。直到1980年代美國太空總署（NASA）公布那張令世人震驚的臭氧層破洞的照片，我們才看到人類如何徹底改變了世界。
他表示，1987年26國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避免繼續損害及惡化臭氧層，「當時美國政府仍然理性，認同自己是地球的一員，是簽署國之一」，之後帶出三大協議（《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生物多樣性公約》）。可惜《科學雜誌》（Science）20年後的評比，發現各國落實各項議定條件，全部都不合格。2012年，「里約+20峰會是我參加過最令人沮喪的會議，原本要檢討各國落實得如何，結果什麼都沒有，全球暖化愈來愈嚴重、生物多樣性持續受損、沙漠範圍不斷擴大，也看不到全球有組織化行動。」
當時哥倫比亞政府代表團建議為可持續發展訂下明確目標，薩克斯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專門負責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他認為從MDGs變成SDGs的構想不錯，於是在2015年推動這項更全面的目標，不再聚焦脫貧，更着重環境，並兼顧經濟發展。
2012至2015年間，聯合國193個會員國齊聚一堂，共同擬定可持續發展目標。「過程相當有趣，一開始清單上列出了300個目標，大家都覺得太誇張了，我當時建議模仿『摩西十誡』兩塊石板只有十條規則，於是大家從原本300項縮減到17項，2015年9月正式通過，變得更實用、更貼近現實。」
資本主義不會帶來和平合作
薩克斯認為要達致可持續發展，同時要做到四點，包括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照顧每個群體、地區，不分性別人人平等，社會共融公平）、愛護地球（科學家強調不能跨越地球的界線、自然運作規律，像是砍伐森林、排放溫室氣體、耗盡淡水資源、污染空氣和土壤、化學肥料施用不當）、永續發展（跨界、跨國協作）。他強調，第11至15項目標都是與環境有關的內容，彼此環環相扣。
薩克斯認為市場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這需要企業、政府和公民社會共同參與。無可否認，市場在促進創新、激勵努力工作，但一味追求利益或顧全個人得失，無法保護環境、帶來公平和合作。他說，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一直並行發展，「有人認為帝國主義只是國際化的資本主義，我不這麼認為，但也不覺得資本主義就等於自由。就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說，光有資本主義還不夠，還需要追求和平的的倫理觀、治國理念。」
前瞻規劃20年 落實可持續發展
他認為可持續發展不只是一套理念，更是另一套思考和分析方法，「是一套系統中的系統」，即思考地球的物理、工程、經濟、政治各種系統如何互動。大學需要積極參與培養這方面的跨學科人才，專注於解決問題，就像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專業，要懂得醫學知識，更要懂得環境和倫理。
過去25年，薩克斯認為仍然有不少人對此感到陌生，在學術界裏推動並不容易，在政府間更難，尤其是推動整體性的策略，需要是一個擅長規劃的單位，進行至少20至25年的前瞻規劃，尤其是在基礎建設方面。他批評美國欠缺這類部門，「在美國談規劃就像說粗口一樣，要總統特朗普提早一天規劃都覺得奢侈，或者他根本不在乎。總統像皇帝一樣，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薩克斯表示，他們被從小教導過度規劃是蘇聯失敗的原因，而美國信任市場「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則是成功的要素。「這很荒謬，就像蘇聯認為任何問題都能透過政府解決一樣。」
Plans are nothing; planning is everything.
計劃不如變化，規劃才是重點。──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
他引用艾森豪威爾的名句，表示事件做好系統化的規劃，才能應對未來的改變。港府亦要思考2050年的香港將會變成如何？哪些產業會主導全球經濟？香港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又會是什麼？
加強區域合作 善用科技創新
他續稱，我們必須採取區域合作策略，「任何地方都不例外，光靠香港、中國或美國也做不到可持續發展」。例如可再生能源需要在人煙稀少的地區產生，需要長距離輸送，紐約近年正計劃從加拿大安大略北部的水力發電廠入口電力，這需要兩國、以至民營企業與政府間合作。他又舉例，正和東盟各國政府合作，串聯起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國的電力系統。他強調，我們正身處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主的世界，沒有許多有效的跨國組織，它們大多力量有限、執行力弱，但不少國家還在努力嘗試，如歐盟、東盟等。
除了區域合作，在氣候暖化等議題上更需要全球化合作。他批評各國都只關注自己頭頂上的天氣變化，除非他國有什麼大型颱風來襲，但大氣層是共同擁有的，這便容易形成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某國繼續排放污染，對自己周遭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卻令其他國家承擔大多數損害。他形容，過去數十年只靠游說並沒有效用，但近年科技創新卻能解決這些問題，例如早前參觀位於上海郊外的隆基太陽能模組工廠，那裏有幾個足球場大，但真人員工卻寥寥可數，大多數是機器人安靜地運作，全程緊盯着每一個生產環節，並讚揚中國是全球最便宜、先進的生產基地。「我們其實已經有方法做到──靠科技發展，只要弄清楚大家真正需要什麼。」
但薩克斯也提醒，靠着這些科技只能讓極少數人成為超級富豪，還是全民都能共享這些財富，依然是個難題。在AI愈來愈發達的當下，人類社會開始出現就業、收入分配問題，還有教育培訓上的挑戰。
美國早晚要回歸跟國際合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各地不少人感到失望。但薩克斯卻觀察到7月西班牙的聯合國發展融資峰會上，美國缺席，氣氛變得異常平靜，沒有人提出異議。他表示，當然我們可以拋下美國，但她仍在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遲早還是得加入，「至少美國還是有很多很棒的人和機構，但這需要一點時間恢復正常。」
他也強調，其他國家要自行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為此發聲，「但不要和美國起爭端，因為沒這個必要，也太冒險了，但我們是為了地球繼續前進，我們等她回來，美國還有多少沒付清的帳，最後得為此付出代價。」
中國綠色產能 還未完全發揮
薩克斯又表示中國扮演着獨特的角色，她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同時是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在全球所需的各種先進綠能與數位技術領域，產能還沒完全發揮，模組價格透過激烈的競爭一路下滑，令大家可以享受更加便宜的價格。所以他表示，反對美國前財長耶倫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指控，反而認為這能夠帶動世界轉型，並表示應該鼓勵中國提升太陽能出口量；在非洲、中亞沙漠地區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
而香港從中可以擔當洽談合作、籌集資金、連結世界的重責，「讓香港成為全球綠色金融中心。這樣，各國政府在考慮下一步怎麼做時，他們會來這裏發行債券，或尋求融資和尋找合作夥伴，這正是香港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