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力量衰弱 政府進退失據

究竟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還有什麼本事和本錢？這是很多人都正在討論的問題。這關乎未來幾年如何維持有效管治，以及在可見的日子裏，政府除了收回較為敏感的項目外，會否連提出新政策建議的能量亦同時消失？如果真的已落得如此田地，則未來三年將會是漫長的三年，度日如年云云。將這樣一個話題公開寫出來，好像很不客氣；但如果否認它的存在，不肯接受民間廣泛流傳很多關於怎樣的Plan B對香港社會最好之類的討論，那恐怕就真的逃避現實。將現時特區政府形容為身處谷底，應該是最不客氣的說話中最為客套的說法了。

政府脆弱 前所未見

目前特區政府的狀况並不叫人感樂觀，乃因過去幾屆政府雖然也是同樣陷於困局，仍未至於像現時政府所表現出的脆弱。以往我們研究一個政府的狀態，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現實政治中的權力基礎。這裏所指的不是它的權力來源，而是在現實環境裏特首及其管治班子通過怎樣的非正式結盟，跟社會上不同權力集團、勢力（通常指的是具影響力的經濟力量）達成某種合作，相互扶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官商聯繫可謂正常不過。問題不在於存在與否，而是它是怎樣的一種狀態，能做到產生推動經濟的協同力，還是造成不同勢力的分化，令政府政策難奏預期效果。在這次處理修訂《逃犯條例》過程當中，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表現出跟工商界的不協調、某程度的「疏忽照顧」，令人猜想它在政治結盟的工作上是否存在不足之處。由於這個問題並非本文主旨，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支持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過去我們對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執政政府的正當性、認受性的問題上。這些問題當然十分重要，歷屆特區政府都存在「認受性短缺」的制度性問題，其政治權威不斷受挑戰，乃此「先天缺陷」所造成。但我在這裏想強調的是：正當性、認受性只是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同樣重要的──但在平常日子裏大家不會怎樣察覺的──是政府的道德力量。

或者有人會問：政府（的表現、功過等）並不是以道德標準來衡量，那為何它會有道德力量？我想一再強調，在平常狀態裏，這是不容易察覺的；可是到了危機狀態時，政府會因為道德力量薄弱而無法維持社會秩序。這說起來或會令人覺得有點奇怪，但在日常生活中，為何違例泊車時願接受警察發出告票，又或者我們不會覺得隨意堵塞道路為合理行為，並容許有關人員執法，那除了是因為存在法律條文界定某些行為是否妥當之外，還因為大家視政府及其部門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力量，覺得他們依例執法是自己及他人都會接受的事情。而有關人員在具體執法時，不會出現一種膽怯的現象，擔心周邊市民會有不一致的理解。當政府的道德力量未有受質疑的時候，秩序如常運作，沒有懷疑、猶豫的必要；可是當質疑出現的時候，便是完全不一樣的景象了。

社會反應難測 政府進退步伐混亂

反修例社會運動爆發以來（至衝入立法會大樓搗亂、破壞之前），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政府在界定某些集體行動是否已觸及法律界線時，顯得缺乏信心。舉例：現在搬出雜物堵塞馬路，基本上已被當作為和平示威抗議的一部分。這明顯有別於過去標準，但基本上警察不會迅速採取行動，阻止行動進一步擴散。我們在6月所見到的情况是，只要出現堵路，被佔領的空間很快便擴大，幾條主要道路便告癱瘓，而市中心也隨之進入另一種狀態。又或有群眾包圍政府部門，現在的「官方反應」是暫停運作而不是盡快控制場面，起碼如常為市民服務。我在這裏的討論暫且不談誰是誰非，而是想提出一個問題：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一而再再而三發生上述現象，究竟有何社會含義？

我聽過一些意見，覺得這是警力問題，人手所限，控制不了場面。我也聽過一種說法認為警方決斷力不足，未能果斷採取行動。但這聽來沒有很強說服力，又或是過分簡單。我的觀察是：由於政府處於弱勢──不單止是認受性及權威低落，更甚者是前面所提到其道德力量也顯着弱化──決策者難以準確判斷，某一種政府反應（例如盡早驅散人群，又或者在更早階段已阻止群眾衝擊行動的出現），會引來廣大市民有何反應。以前大家可以假設法律界線、社會標準、政府採取行動的準則大致上一致；今天，從政府角度來看，社會反應變得難以捉摸和預測，而在社會大眾的視角出發，則同情心、諒解使他們接受重新劃線，何謂和平示威、集會、抗議，其界線可以再下定義。這一種不確定性、模糊性，令整部政府機器憂慮會否引來民情反彈，以致出現猶豫、進退步伐混亂的場面。

政府陷崩潰或半崩潰 難談修補撕裂

時下流行討論近期很多集體行動可變性高、敏捷、如水。很多人已嘗試從社交媒體去理解其動員力。在分析社會運動的形成與發展，這些肯定是重要課題。但在如水的另一面，是上述大環境的變化。或者有人會覺得這個概念老套、過時，可是我們也很值得注意到，目前特區政府已處於崩潰或半崩潰狀態。它的道德力量衰弱，無法確定市民會按其標準來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令它的武力部門難作決定，後果是模糊地帶不斷擴充。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下去，特區政府領導們連公開接觸一般市民的膽量和能力都會進一步削弱。如此這般，談修補社會撕裂、重新開動團結社會各界的工作等，只會是聲音虛弱、內容空洞，形式上愈來愈多是單向溝通（例如發布新聞圖片或事先預製發表公開聲明的電視短片），難以扭轉局勢。

一個虛怯的政府能有何所為？大家不願意見到這樣的局面，可是不得不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早作準備。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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