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曾澍基教授於今年1月16日在香港發展論壇「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及香港面臨的機遇」研討會演講〈內地經濟大發展下香港應如何自處〉的發言整理而成,以悼念這位曾為香港作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
全世界都可能會問,中國為何可以在短時間內,在經濟尖端領域上可以有如此傑出的表現?在學術的角度看,一個國家如果要經濟起飛,國家的政策十分重要。在發展經濟學內,有一個講法叫 hard state(硬政府),即是說政府在發展的時期一定要對各方業界提供很大的協助,例如是稅務、資源、出口等等。
中港兩地出現不對稱結構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國過往二、三十年的騰飛,相對於香港而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對稱結構」(見下圖)。圖的左上方的大圓圈代表中國,右下方的小圓就是香港。如果我們不以購買力作估算,根據 IMF 的資料,中國佔全世界 GDP 約15%,而香港則佔0.44%左右。中國增長在過往十多年保持每年約10%,現在人口窗關閉,勞動人口出現絕對下降,這個階段帶來很多挑戰。因為如果不靠生產效率上升,是沒可能維持如此高速的 GDP 增長。但無論如何,一般估計中國 GDP 增長將維持在7.5%左右;而在香港,有4%增長已是十分理想了。
中國現在的確有很多問題,例如是金融服務出現瓶頸、地方債務等,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是,她需要重估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及經濟領域的角色。中國增長如此快速,美國不會視而不見,在合作與競爭的複雜關係中,會有其自身的考慮,而中國亦開始需要這方面的思考及部署。香港就沒有這方面的考慮了,因為香港人口窗關閉的情況比中國大陸還要差,平均生育率只有1.3(即是一對夫婦只生育1.3個小孩),遠低於保持人口增長的2.1必要水平。這個數字的對香港來說不免會令人憂慮,因為當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口,就需要從外來輸入,問題是人從何來?這就涉及其他有關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香港的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但即使如此,亦要面對被邊緣化的問題,有可能在芸芸中國城市中失去競爭力及獨特地位。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只已有一個非對稱的結構,且非對稱的程度亦正與日俱增:中國GDP 在1990年代大概是香港的9倍,現在已是30倍左右了。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處理這個不對稱的狀況,而首先要做的,是理解當前香港的政經脈絡。由1997年到2003年,中國政府一直緊守「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則,相對於現在很多人批評中國大陸不斷干預香港(甚至有「西環治港」說法云云),那時侯中國學者要申請簽證來港,甚至會比申請訪美簽證更為困難,所以中港學術交流往往是由香港人北上大陸進行,由此可以理解當時「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況。
然而,在2003年,香港不幸地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東亞金融危機、非典型肺炎、50萬人上街),中央因而有所轉向,而這個轉向是很少論者曾經提及的。其實中國大陸本身也要面對種種問題,本身對香港大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除非出現大型政治動盪威脅國家主權,否則中央都不想出手,因為說到底香港還是奉行「一國兩制」的地方。
而2003年就是一個轉向,中央決定出手,由 CEPA、個人遊、「9+2」以至投資移民等等,令香港經濟反彈,財政再現盈餘。但問題是特區政府基於種種原因,未能在政策上再作配合,促進本地的經濟增長,加上傳媒及資訊科技的冒起,民怨不停擴大及擴散,令公民抗爭的氣氛漸趨濃厚,特區亦因而成為「示威之都」。
表一:中國和香港面對的問題摘要
在當前脈絡下,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內地及香港對於發展的路徑已愈來愈不相同:中國主要向工業發展,但香港已渡過了去工業化的過程,我們唯一可以協助中國的,就只有金融服務一環。
香港以往依賴的是航運業及金融服務業。香港在1992年成為全球最大的貨櫃港。雖然航運對香港GDP頗有貢獻,而在「9+2」及CEPA後香港的航運業及物流業的前景更備受看好,但不幸地,新加坡及上海已分別於2005年及2007年趕過香港,而深圳現在亦距離香港不遠了。香港現在已失去了航運業的領導地位(見下圖)。
另一方面就是金融。還記得在97/98年,當時「大鱷」襲港,我是研究貨幣匯率及金融的,提出了一些意見,獲當時香港政府部分採納。但政府要對抗「大鱷」,就需要入市購買大量股票,然後要將這些股票在市場出售,最好就是找一些沒有既得利益的學者負責操作。當時政府介入的手法,包括本人在內,全香港只有三個經濟學家支持,於是我就進入了當時開設的專責委員會。當時委員會買賣股票,均要向外公布,我亦因此與香港金融業可說有點淵源,並提出一點看法。
以前金融是僅次於航運業的第二產業。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由2005年至2006年開始冒起,很多公司來港招股上市。雖然中國市場的股票價值在近年跟不上經濟發展,但國內的股票市克服了之前幾年的困局和熊市,加上主要的銀行金融機構進行股份化改革及上市,再度熱起來。在香港掛牌的H股增加,到2007年,中國內地企業佔香港股市整體市價總值已超過一半。我們要認清的事實是,香港的股市已是以中國為主導。
面對各項憂患,如果政府不夠「硬」,繼續受保守的經濟政策影響,再加上最為關鍵的人口問題,相信當前的困局將難解決。香港政府最近公布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我認為大家應該細讀。據報告數字,於2018年,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會出現絕對下降,而中國大陸現在已出現了(最初的預計是在2020年開始);而到2041年,香港老年人口的比率亦將大幅上升,扶養率數字將十分嚴峻,這會令我們的經濟增長(除非靠提升生產效率作支撐)大幅放緩,亦會對社會福利及社會政策構成沉重負擔。
香港應兩條腿走路 勇敢面對挑戰
面對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及對未來的經濟結構問題,香港有兩樣東西可以做。第一就是輸入人口,這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第二就是提高生產效率 ── 然而目前香港科研水平低下,科學園發展滯後是一個好例子。如香港不能在這兩方面下手,到最後我們就要回到服務行業及金融行業。但金融行業及服務行業基本上就是以大陸為主導,欠缺本地特色,如果香港願意變成中國另一個城市,那就沒所謂的。
但問題是在「一國兩制」內,其實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限制,就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要維持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邊界,問題是這個邊界已經模糊化了。資源在「一國兩制」下,理論上是不可以隨便流通,但現在流通的狀況是有目共睹。流通本身不是問題,高素質的資源在哪裏?香港經歷的是淨流出還是淨流入?現在看來,優質資源正不斷流向大陸。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我們的科技不能提升,且勞動力問題亦未能解決,就會引起反政府及反公共政策的情緒(特別是部分青年已深陷憤怒之中),社會將會陷入撕裂。香港本身有足夠資源及儲備,問題是我們要兩條腿走路,優化經濟結構。第一,我們要找到一個「火車頭」,可以為我們帶來高增值的動力,這些產業包括金融服務、商業及文教軟體、環保技術、中醫藥、生物和物料科學研製等,這些產業不需大幅土地,是用「食腦」(頭腦靈活)及創新致勝;第二,就是發展低增值但高就業的產業,包括旅遊、文化、娛樂、百貨、飲食、社會和個人服務以至回收工業等。但在「火車頭」的那一邊,我們需要人才,就會有雞與雞蛋的難題:是先有行業後有人才,還是先有人才後有行業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兩樣同時發展即可,但與此同時,政府必需調整其以自由市場為主導的保守傾向。
講者介紹
曾澍基出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碩士及經濟學博士。長期於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任教。著作包括四本中文文集和一系列的中英文論文,主要研究範圍為貨幣局制度、中港經濟、金融貨幣學、過渡經濟學及競爭政策。
公共與專業服務方面,1997年前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研究資助局委員、新機場諮詢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1997後曾任特區政府經濟諮詢委員會委員、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外匯基金投資公司董事、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顧問、消費者委員會委員,以及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委員。
曾教授曾任香港盈富基金督導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政府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之貨幣發行委員會委員、結算及交收系統上訴審裁處委員和程序覆檢委員會委員。更曾替亞洲開發銀行及香港政策研究所有關金融市場與聯繫匯率制度擔任研究顧問。2014年8月16日不幸於家中意外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