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當前生命倫理學如何助抗疫？|本社編輯部

這次疫情不僅是對公共健康、醫療體制及個人生活的挑戰，也是對生命倫理學的挑戰。

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在全球爆發，人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亂，公眾健康遭受嚴重威脅。對於這一危機，專家固然利用了各類科學（如流行病學、病毒學、生物學、臨床醫學、管理學，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來進行有效應對，但人們還需要訴諸合理的人文道德來做出正當的回應。也就是說，我們不僅需要科學、還需要倫理學才能全面應付這一危機。

面對疫情，只有科學並不足夠

在這個特殊而又關鍵的時機，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生命倫理學及公共政策講座教授范瑞平和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張穎編著的《大疫當前──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一書，正是試圖對新冠病毒疫情作出深入生命倫理反思的專著。

應對疫情，科學無疑是有用的，但只有科學並不足夠，因為科學本身是有限的。首先，迎接新冠病毒的入侵，科學家、公共衛生專家、醫學家都需要時間來作出適當的反應。病毒的源頭、特徵、毒性程度、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及預防和治療的方式等，都需要經過認真研究之後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疫苗的研製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儘管各國科學家都在殫精竭慮、爭分奪秒地進行工作，但若不經過必須的步驟、嚴謹的試驗，就沒可能得到可靠的疫苗。其次，科學家常常會有不同的意見。人們看得很清楚，在疫情早期，無論是對於這種病毒的特性、還是對於它的預防和治療，科學家們都難以有統一的看法。事實上，這種不一致性可能伴隨着整個疫情，例如，科學家對於全民檢測的效率和成效，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其次，科學本身是帶有不確定性的。要求科學作出百分之百的預測是不合理的，因為科學理論及其預見都有邏輯的局限性，無法為我們消除「黑天鵝」現象。最後，即使科學能夠就疫情提供一些比較明確的知識，這些知識也不能完全決定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例如：閉關、封城、檢疫、隔離等，這在科學而言，一定有助控制疫情，但人們是否一定要這樣做、做到什麼程度、有什麼是例外等，都必須依賴人們的最終決定。

科學之外的人文價值研究

而作出這類最終決定所需要考慮的，不僅是科學知識所能促進的健康價值，還需要包括其他的人類價值，例如：自由、平等、公正、繁榮等等。困難在於這些價值之間並不總是協調一致，人們必須進行適當的綜合和平衡。總之，由於科學具有這幾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們勢必要在科學研究之外加上人文價值研究，才能全面應付新冠疫情。這樣，進行倫理學研究便是合情合理的事。

因此，本書基於理論結合實際的原則，特別邀請了兩岸三地的學者撰文，嘗試在大疫當前的時期，探索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可能取向、意義、方式和內容。具體說來，作者從是次疫情所涉及的基礎倫理、防控倫理、法律倫理、醫療倫理、責任倫理和關懷倫理這六個方面的具體情況出發，從倫理學的角度展開論述，形成了本書的六個部分。

兩位編著者期望，本書的六個部分（基礎倫理、防控倫理、法律倫理、醫療倫理、責任倫理及關懷倫理）構成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一幅完整的生命倫理學圖景，不但能夠補充生命倫理學的「闕如」，而且能夠為制定正當抗疫政策、健全社會防疫意識、完善醫療衛生體系、增強道德研究，以及建構具有中國傳統道德特色的生命倫理學助一臂之力。當然，本書是否具備這些意義、本書25篇論文都需要留待讀者的評價和時間的考驗。

總之，這次疫情不僅是對公共健康、醫療體制及個人生活的挑戰，也是對生命倫理學的挑戰。面對親友的患病離去、各地的分割檢疫、經濟的大幅滑坡，社會上出現了困惑和恐慌，不少人產生了焦慮和絕望。無論是現代西方的倫理理論、還是傳統文化的倫理範式，都必須走出象牙之塔，認真回應緊迫的生命倫理問題：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怎麼做？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應該從事什麼樣的研究？應該應用怎樣的基礎倫理、責任倫理和關懷倫理？應該建立什麼樣的防控倫理、法律倫理、醫療倫理？這些重大議題，也可能為我們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提供危中之機，成為大疫當前的實際道德論述。因此，解決疫情不能只靠醫療科技，生命倫理學的探索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