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的鳳鳥
董啟章在2013年患上焦慮症，大半年後才好轉，「一半是由於寫作方面的問題，另一半可能跟兒子有關，照顧他多年，已覺得很倦，當時兒子開始念初中，成績較差，由於擔心兒子，積累多年的壓力，讓身體受不了……焦慮，主要是神經失調的問題。」
「第一次發病，病了半年，那段日子吃不下東西，血糖很低，弄得身體非常虛弱，常進出急症室。七月時書展有活動，也臨時被迫取消，因為進了醫院。」出院後，他恢復運動，游泳、散步，也做禪修……身體逐漸復原。
2014年，董啟章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既又要接受媒體訪問，還要出席書展三場分享會，活動對寫作是干擾，可能太疲累，結果又發病。」
他一直抗拒服食西藥，害怕副作用，也擔心上癮，「我最恐懼的，就是吃藥會影思考能力，導致不能寫作。」他嘗試過很多不同的療法，看過中醫，也嘗試針灸，還試過禪修，「禪修是好的，可惜未能治病，我身體最差的時候，中醫對我也無效，全身乏力，走路幾乎也要扶着柺杖，說話也沒氣力……」當時他在中大擔任兼職講師，由於沒氣力講書，只好在家裏錄音，幾分鐘便要停一停，然後帶着錄音到課堂上播放……可見身體多虛弱。
直到2015年，逼不得已，他才踏出第一次步，看西醫吃藥治病。
對症下藥果然奏效，「不過，單靠藥物，並不能恢復健康，同時要調整個人的心態，必須盡量放鬆自己，以前我對寫作的要求好嚴格，拼命盡力去寫，故負擔很重。」經悉心調理後，結果康復了。
從陰霾中步出，2016年，董啟章開始重新上路，寫作開展順利，他對自己的要求，已經不一樣了。「對於寫作，我已沒有什麼包袱，比較輕鬆自如，個人的心態轉變了，多少有點『浴火重生』的感覺。我覺得每本書各有意義，亦有不同的目標，達到即可。寫作沒有絕對的標準，不能永遠追求『勁』，也不能不斷的追求超越……當下的經驗，已是自足。」眼神漾着笑意，他輕快地道出心聲。
重回寫作的軌跡
隨後幾年，董啟章寫作不輟，小說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心》（2016）、《神》（2017）、《愛妻》（2018）、《命子》（2019）……除了《愛妻》獲第八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其餘三本在「香港書獎」都榜上有名。「我是獲得『紅樓夢獎』決審團獎最多的作家，一共三屆！」他不忘自嘲。
去年出版的《命子》，小說的第一部分〈命子：果〉寫的就是兒子的執着，為人父母的甜蜜無奈。談到兒子，「他不擅社交，朋友不多，在家對着我們，卻滔滔不絕，面對陌生人也不會感到害羞。後來上到高中，卻交了幾個好朋友。他很固執，興趣專一，不愛閱讀，喜歡搭巴士，異常地沉迷於研究巴士的型號、路線……」新果今年已18歲，剛進科大念理學院，雖然入不到心儀的地理系，但他選讀的科目，全是與地理相關的，如環境保護、地球資源、海洋生態等。
「兒子不像預期一樣，對父母的刺激當然很大，我們感到很苦惱，但換個一角度，可以看闊一點，人其實可以有很多可能性，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發展，也可以為我們帶來啟發。」從孩子身上，可以學習到很多，甚至為他帶來創作靈感。
驀然回首，剛寫小說初期，在90年代，他自言受到卡爾維諾的影響，「遊戲式的想像力，將一些東西推到很遠很遠……」
到了2000年前後，他開始受到大江健三郎的衝擊，「我在作品中，注入政治社會的元素，此後十多年，仍深受他的影響。」此外，他也喜歡夏目漱石，欣賞那種「不刻意的幽默感」。
至於香港文學，他視劉以鬯、西西和也斯，為三大小說家，認為「《酒徒》、《我城》、《剪紙》三大經典，是香港文學的標記。」
董啟章的碩士論文，研究普魯斯特，當然也喜歡其作品，「我一直鍾情長篇作品，可能就來自他的影響。我覺得『長』才能表達我想說的東西。我不直接受意識流手法影響，但會特別注意，他寫生命片刻的觸覺，其中的幽默感也很吸引。同時，在小說中，他融入很多知識，如文化、藝術……以一種大融合的方式呈現，對我的影響甚大。這種影響，不是表面的風格，亦不是行文、語氣、腔調……」
他閱讀的作品，不計其數，亦從中汲取不同的養份。他愛在作品中，融入很多知識，他認為閱讀是一種再創造，「透過閱讀，我豐富自己的知識，再利用知識去寫這個世界，將知識融入小說中。寫《家課冊》時，我選了十科來寫，自己念文科，於是就買回一大堆理科教科書，例如化學、生物、物理等，然後擷取書中的素材，寫成故事。」他創作的思路，就是將知識轉化為想像的東西，知識、思想，構成了說故事的動力。
從「南大」到後人間
剛出版的《後人間喜劇》，是董啟章最新的小說，也是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駐校作家時開始醞釀的。從2018年8月初到12月底，他住在大學校園裏，南大湖畔一棟白色舊式小樓房的三樓。
他本來已停藥大半年，也許因為環境的轉變，焦慮症又來襲，「事實上，當駐校作家，於我來說，全無壓力，獨在異鄉為異客，是表面的誘因，主要是因為體質弱了。2009年，我也曾到過美國幾個月，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完全沒事，可能當年還年青，無論如何緊張，對身體也沒多大影響。」
小說的大部分靈感，是在駐校期間產生的。他初到南大，人生路不熟，整天困在校園，無意中看了幾齣韓劇，其中一部《鄰家律師趙德浩》，是常見的通俗劇，情節卻甚為精采。
除了教一門創作課，他大多留在宿舍裏，苦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腦中冒出了按照康德的先驗論，打造一台「康德機器」的可能性，一部科幻小說的雛形便在腦海中出現。同時，他也開始閱讀「模控學」（Cybernetics）的書。大概到了駐校的中段，思緒中突然出現「胡德浩」這個名字，無庸置疑，名字是從《鄰家律師趙德浩》來的，但胡先生不是律師，他是研究「模控學」的科學家。如此這般，既有科幻部分的概念，亦有了故事部分的人物，一部新小說的胎兒慢慢成形……「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讀完康德的三大批判。這個任務，持續進行到第二年的年中，回港之後半年。」
2019年的6月，社會形勢急劇變化，思想的衝擊和情緒的波動，令他無法專心寫作，準備好開筆的小說，也一拖再拖，「故事本來已經構思好，但在如此紛亂的情況下，如何處理這部小說，令我費煞思量。一是完全拋開香港當前的經驗和感受，寫出完全虛構的故事；或將故事置於當下的心境寫出來。最後，我索性將小說抽離現實，但保留若干的聯繫，這是個相當新的嘗試。」
董啟章早就決定把主要場景設定在新加坡，但對於香港部分，卻舉棋不定，他決定把兩邊寫成平行世界，主角則從一邊跑到另一邊，經歷了如夢似幻的人生。
「這是我第一次主要場景不是香港的小說，也是第一次全面動用了通俗小說的形式。書中的主要人物，無論名字、外形、性格，全脫胎自《鄰家律師趙德浩》，好像我請了那批演員，去演一部人物相似、題材卻完全不同的戲。」小說從去年10月中開筆，到12月底完成，共24萬字，只寫了70多天。
「小說要處理的社會問題，跟2019年下半年的社會狀態，亦有所呼應，我雖然沒有直接寫香港，也不深入處理香港的問題，可是，小說要探討的問題，就是——什麼是理想的社會制度？究竟要高度管治，還是要聚焦經濟的發展？能否通過科技去建構理想的社會？」對於新作，他細細道來。
新加坡人民的日常生活，安穩而舒適。前總理的影子，在小說中呼之欲出，「我已盡量寫得比較含蓄一點，希望不會冒犯他們吧。」他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
對於新加坡，董啟章比較熟悉，在駐校之前，已到訪多次，因為兒子在十多歲時，開始喜歡這個城市，一個很有條理、很整潔，也有特色的地方。「兒子不愛看古蹟，也不愛大自然，他不會欣賞歐洲古老的教堂，也不會欣賞奈良京都的寺院，但他喜歡保育得很好的歷史建築，如博物館。」
小說中經常出現大段哲學性、思考性的文字，他說：「較之於自然史三部曲，我已經忍手。」這倒是不爭的事實，有目共睹！
文學創作二三事
董啟章很謙虛，自稱不懂哲學，「我愛閱讀哲學書，好像小說般去看，透過構思，將哲學的片段，化為情節、意象……例如一邊看康德，一邊構思小說。我以前最愛看的是科學理論，屬科普層次那種書，例如演化論，從達爾文開始，直到當代主要的著作。」
談及寫作，他直言不諱，「寫作當然來自生活，加上思考。看書是為了思考，寫作是不同層面的結合。」頓了一頓，他繼續說，「寫作總離不開個人的經驗，而個人受到社會的影響亦相當大。小說跳不開人的親身經驗與社會狀態。作家，不是隨意所之，愛寫什麼便寫什麼，碰到什麼就寫什麼，時代與個人的經驗很重要，個人的經歷，亦與社會分不開，私人空間與集體層面的東西，一定互有影響。」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說：「時代賦與我題材」。
昔日，他寫小說，沒有特定的讀者對象，「總之，我就是寫成這樣的了，喜歡看的便看……」近年，他的心態已有所轉變，希望吸引多一些讀者，寫作時會想一想「這個位應該收斂一點」，又會考慮，「讓這個位有趣一點」，甚至嘗試在小說當中混入通俗的元素，帶點喜劇的味道。
「創作自然史三部曲時，曾經有過獲獎的期望，我要求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勁』到與當代的名家可以比拚。」由於前兩本書在「紅樓夢獎」中落敗，所以寫第三部曲時，他就考慮是否還欠些什麼，「能否寫得『勁』一點，落重啲藥，打低高手……」他承認這就是心魔，給寫作帶來負面影響。
前幾年，他在病中學禪修，有一陣子，也看些佛學書刊，如一行禪師、詠給明就仁波切的書。後來，他覺得莊子的思想比較適合自己，於是轉看《莊子》，學會「坐忘」，他解釋：「最舒適的時候，就是忘記自己正在做事，忘記煩惱，帶來釋放。」
董啟章提到《莊子‧雜篇》中列禦寇的故事，他是神射手，已臻「不射之射」的境界，「對於我來說，希望能做到『不寫之寫』，不着緊自己寫什麼，不為別人的讚賞，也不為贏取獎項而寫。」然後，他拈出契訶夫的作品為例，「他的短篇小說寫得極好，但不易分析，亦難以學習，也許，這就是『不寫之寫』。」
作為小說家，「對於自己的作品，我往往會『貪新忘舊』，最喜歡的，當然就是最新的作品。其實每部作品都有其優點，我從不會否定以前的作品，凡事總有進步和演化，我最滿意現在的自己。」所謂「當下即是」，大抵就是如此。
「小說筆下的主角，多少有自己的影子，至於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有原型。我寫小說，好像電影導演casting演員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我通常不會太注意周邊的人，偶然留意到某些人物，他們的形象、外貌、神情、氣質，特別吸引，便會認定這是我的potential actor，碰巧有適當的角色，便call他們出來，納入小說中。如《後人間喜劇》中，女兒的形象，就是由兩三個人混合而來的。」說到小說人物的塑造，他娓娓道來。
至於人物對話，「我會visualize兩人相遇的場面，好像置身現場中，人物會互動，一問一答，對話自自然然就會寫出來。」
不少作家，作息有時，生活規律，董啟章也不例外，「以前帶兒子上學，習慣早起，現在也如是。7時多起來，到公園散步45分鐘，然後吃早餐。回到家裏，9點多開始寫作，到1點前，才出外吃頓午飯。稍事休息後，下午會繼續寫作……晚上，通常在11時多便睡覺，最遲不會超過12點，我絕不會捱夜。」
每個人，總有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說，而站在小說家的角度，什麼是好小說？
「這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很難一概而論，簡單來說，我認為好的小說，就是既好看又有意思的。有些小說很有意思，但不好看，例如一些現代主義的巨著，艱深冗長的句子，必須經過特別文字訓練的人，才能欣賞，一般水平的讀者，難以進入其中。另外，也有些通俗作品，讓人可以享受閱讀的愉悅，但沒有帶來衝擊，引發深入的思考。例如我的『自然史三部曲』，有意思，但不易看……」他指出二者兼備，才是好小說。
「小說家不能拒人千里，不是要討好讀者，但我希望吸引他們進入我的小說世界，而且獲得享受，享受之餘，也要有所啟發。」他一再強調，「我現在就朝着這個目標寫作。」
繼續以小說發聲
認識董啟章，久矣！
然而，跟他面對面暢談文學，倒是第一次。眼前的小說家，衣著素樸，深藍上衣、栗色長褲，頭上戴着帽子，一如往昔。他談吐溫文，說話時聲音很輕，真摯的眼神，誠懇的話語，讓人感受到認真的精神。也許，我們的文學興趣相近，竟聊了三個多小時……
他與一眾文友，近年在灣仔創立「香港文學生活館」，提供文學課程，舉辦文藝活動，為推動文學而努力。最近，他還粉墨登場，拍攝視頻，推介世界名著，如《源氏物語》。
從去年起，他開始閱讀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我已看了八九成，他的書很好看，好吸引。我可能會借用他揮灑的形象，塑造一個小說人物……」
董啟章很欽佩牟先生，「他專注個人的研究，作品一部部的寫出來，全是哲學巨著，可說圓滿地結束。」仰之彌高，那一代的大師，如唐君毅、牟宗三等，已一一離世。
有人說，這是個沒有大師的年代。董啟章卻不盡同意，「事實上，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不容許大師存在。社會將人變成營營役役的文化生產者，不追求高度，也不鼓勵你去追求，只要求你很快地生產一些所謂『有用』的東西。現在的社會制度扼殺了人才，不讓他們變成大師。」確是一語中的。
現時，他正在醞釀新作，計劃寫一本有關儒家思想的科幻小說，「我希望透過作品，帶給讀者全新的經驗，當人的想法改變，人生就會隨着改變。」
文變染乎世情，作家要反映時代，更要超越時代。
我深信，董啟章一定會繼續以小說發聲，探索和回應世界，為讀者寫出更好的作品。
董啟章專訪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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