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9個內地城市和澳門聯手合作發展成為一個灣區經濟體，是前所未有，對香港和內地城市來說都是全新挑戰。
今時今日勉強以行政指令方法為某種語言「造勢」，其實毫無必要，也不會有實質成效，反而只會激起民情反彈。
當今的半島局勢，金正恩會見特朗普之前，也是先訪北京、會見習近平主席，日本完全沒有角色。在六方會談各「持份者」之中，日本似乎最「尷尬」。
《中英街1號》電影只是刻劃了3個年輕人在一個大時代中的經歷，對一些參與過不同年代社運的人來說，這些經歷都似曾相識。
填海的好處，除了可以大規模開發土地，也可以按照政府規劃在「新土地」上發展不同項目。
美國是國際政治博弈的老手，不是省油的燈；要針對中國，怎會只靠關稅一招。
政府的自薦計劃雖然是希望廣開門路，讓沒有背景的年輕人也有機會參與政府事務，然而從現在的安排看來，可自薦成功的人數有限，且限於加入事務性的諮詢委員會。
香港公共財政會否因融入國家發展規劃而持續好景、年年盈餘？還是會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的預測，在10年後就會用盡財政儲備？
李嘉誠在一批華商之中能夠進一步由香港走向國際，不靠政府撐腰而商業版圖可以遍及全球，就更加難能可貴。
要確保一國兩制成為國策，最佳方法是把它寫入憲法，在憲制文件內加以確認。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政府施政之難，不在於缺錢，也非因不願使錢。
近幾年能夠爆出驚天大新聞的，不再是《華郵》或《紐約時報》，而是「維基解密」。
歌手對疫苗的質疑，其實十分正常；專家及時回答，也是盡了醫護專業人員的責任。
把激進的年輕人排拒在體制之外容易；把他們「拉進來」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反而更困難。
司長：大家都知，我有好多公職，人稱我做「公職王」，我業務又忙，處理好多仲裁case，多到加入政府時都未做完，又要飛來飛去……係好忙。
兒童受虐，過在父母，不在其他人。有問題的家庭需要的是協助；把責任強加在其他人身上，幫不了有問題的家庭，也幫不了無助的小孩。
對政治人物來說，隱瞞或試圖掩飾，涉及的就是官員的誠信問題，性質嚴重得多。可以說，僭建不是問題，誠信才是。
香港命運不管如何轉變，最重要的，是香港人能保持不認輸的「底氣」。
何志平碰上大麻煩，也許是對民間外交敲響了警鐘！
很明顯，初心已變，領展現在成為了一家儼如物業發展商的企業，出售資產、收購物業、進軍內地地產……營運進取，但為屋邨居民服務似乎已經不是領展的主要工作。
上世紀提起性騷擾，很多人都認為只是「茶杯裏的風波」，或是辦公室政治等瑣事，公眾的容忍度很高。
每家大學都有不同的風格、傳統，或某些優秀的學科。以幾個硬指標在一個排名榜上分高低，必然出現諸多漏洞，難令人信服。
其實，比長者貧窮更令人擔心的，是學歷貧窮。
電子支付的發展是因應各個社會的實際環境而有所不同，只要方便、安全、可靠，就應該是好東西。
英治年代，港英政府不會為本地培養政治人才，市民也看不起「吃政治飯」的人，成功人士都做專業、從商，出任公職是服務社會，不是從政。
林鄭月娥的80萬公屋已足夠說法，不少評論認為是把公屋供應封頂。但事實上問題並不關乎封頂與否，而是政府有多大能力把協助港人置業的目標落實。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施政報告雖然沒有太多新猷，惟勝在大灑金錢，盡量做到人人有份、皆大歡喜。
到底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理財新思維有多新？要拉高經濟增長又有什麼新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