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牌面論,最後出現的結局較可能是財爺與林鄭之爭。

對少數極端分子不但不用害怕與其撕裂,而且將之清除還可替大多數人出一口氣,有助團結。把一個人橫刀斬斷是恐怖之事,但用手術刀割走毒瘡卻只有好處。

就我自己所作判斷,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與我幾年以來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這當然不是我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只要肯擺事實,講道理,放開胸懷,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結論。

人民幣貶值是一把雙面刃,貶值有利出口、刺激經濟,但同時又使到人民要付出較大的成本後才可買到外國貨,大幅貶值也可能使到金融市場波動。不過,從國際博弈的角度看,人民幣這次的靠市場壓力自然貶值,倒可能有不一定預料到的好處。

明明是自己首先破壞制度,視法律如無物,在宣誓時惡搞,卻以為當了議員後便可高人一等,不用理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竟然又誣指別人破壞制度。他們若非胡搞,又有哪條法律動得了他們?

釋法是否等同替香港立法?世界各國的最高法院若有對其憲法作出新的解釋,而又發現有法規與憲法有衝突的,這些違憲法規便須修改。香港的釋法過後,自然也須檢視現有的法規有無違憲,有則要改,這是否等同人大常委替港立法?

不懲罰港獨份子,就不能把他們從幻想的世界中拉回現實,也難以團結多數人。最有效並且有針對性的懲罰方法便是,為「23條」立法。

在大庭廣眾中說粗口,只是表達自己以粗鄙無文化素養為榮。在理應莊嚴的宣誓儀式中用粗口是要表明心迹,自己在發假誓。個人紀律性自控能力強的人,有時也許會說粗口,但絕不會在不適合的場合說。一旦失控,只會有效地告訴別人,你已不堪重任,不懂分寸。

華仁畢業的學生,絕不會有什麼鴨脷洲口音,把 China 讀成「支那」。我的華仁校友聽到梁此言後,一致痛罵。

舉幾個例子說明契約的重要。在一間公司工作的員工或 CEO 的薪酬或花紅要如何制定?另一例子,過去內地縣官的表現往往靠該縣 GDP 增長有多快而定,但此種契約,卻可出問題……

改善健康,延長壽命,其對快樂的貢獻不會低於生活上因科技的進步而帶來的方便。

也許希拉里若當選,對美國自身的破壞力比不上特朗普,但在世界製造亂局的能力與意志,卻是勝過特朗普。民主制度替美國弄出兩個爛橙,人民如何選擇?

香港這地方位處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大陸的旁邊,若懂得利用,的確發展無限,想窮都難。

我從來支持民主,但卻對它抱有很大的保留,正因如此,我更相信小政府與人民的自由來得更重要,就算民主制度出錯,小政府與自由都可把損失減低。

在操作方面,策略性投票往往只會帶來混亂,不一定有成效。改變或引導選民的投票意向是高難度之事,有時會成功,有時會失敗。

港獨分子似乎是年輕人居多,他們在港搞港獨會損害曾經為香港建設過的大部分港人的自由,但我們應否也限制港獨分子的自由?

判斷一國領土與領海主權,尤其是有爭議的,最重要的是看三方面根據。第一是誰首先發現這些地方,並有歷史記載為據;第二是這些地方有無被持續管轄及經營;第三是國際上的一些聲明、協議或法律。

中國的先民經營南海諸島的歷史可上溯至夏商,宋明以後,記載尤多,這些島嶼絕非無主之地。

中國的先民經營南海諸島的歷史可上溯至夏商,宋明以後,記載尤多,這些島嶼絕非無主之地。

若論其大背景,今次「裁決」顯然是美日在胡搞,為美國回亞太區開路。但南海諸島涉及中國的核心權利,絕不可有絲毫讓步。

外地醫生來港執業要考一個由兩所醫學院所訂定的考試,及格才能執業,醫委會委員對誰及格根本無話語權。新增的委員都是選出來,特首行禮如儀委任的,如何會涉及什麼政治?

英國的公投大錯已成,留歐派雖想翻盤,但恐怕不易成功。若一旦翻盤成功,等於英國人向世界宣示,他們雖口稱民主,但卻是輸打贏要,從此他們還有何臉面自稱是民主國家?但翻盤不成,禍患隨之而至,英國各方人等又是否可「共患難」?

中央有用得到香港的地方,中港矛盾有機會可變為互動互贏,香港有可能又變回一隻會生金蛋的鵝,但前提是港人能否懂得利用這機遇,積極探討如何在「一帶一路」國策中作貢獻,否則這隻鵝最終被認為不會生金蛋,她的際遇便好不到哪裏去。

遣散費與長服金其實都是一種失業保險,它們的性質與為了準備退休的強積金風馬牛不相及,把它們搞在一起,不倫不類,亦因此而破壞了強積金的完整性,有必要把對沖機制廢掉,另立一種與強積金無關的失業保險制度。

即將到來的6月23日,英國便要舉行公投,決定留在歐盟,還是退出。

為什麼「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可不斷進行結構性的經濟改革,而不用乞靈於短線的刺激需求?

為什麼「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可不斷進行結構性的經濟改革,而不用乞靈於短線的刺激需求?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至於香港的政治活動會否使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教授改變其觀感,更是極不可能之事。他們哪會知道香港發生過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