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指引，政府又憑什麼知道自己決策英明？
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究竟學生（或甚至社會人士）對大學擁有多少產權或怎麼樣的產權？為什麼大學管治主要靠「教授治校」？為什麼不說「學生治校」？
假如有人告訴你，走過一個街口後會有100元丟在地上並寫上告示：「歡迎拿走」，你會不會立時跑到那裏取走此鈔票？若按「效率市場假說」的思維，你不會浪費氣力跑到那裏去……
觀乎「暴力救市」或「剖腹產」的招數，中國的財金官員也許由於經驗不足，不夠沉穩，不但未起到治亂的作用，還可能引起後遺症……
觀乎阿根廷早年的經濟危機，阿國政府曾限制存戶每月最多提取1000披索，又曾宣布無法保證可償還外債，便發覺與希臘目前處境十分相似。
為何希臘會陷入如此困境？我們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之。加入歐元區這個貨幣聯盟，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也放棄了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情況與美元化（dollarization，即放棄自己貨幣改用美元）十分相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元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希臘加入歐羅區，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放棄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羅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IMF、歐羅區、ECB、希臘，以至齊普拉斯，他們在這次危機中，各自要面對怎樣的問題與抉擇？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撐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
雷鼎鳴教授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如買票事件、政改表決、足球海報事件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5月12日，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最新的局面，已使中國擺脫了在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直至2013年近六年的死氣沉沉。見慣了中國股市急升急降的人難免充滿疑慮，現在的股市是否是泡沫？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我卻另有看法……
為什麼在涉及港人如此巨大利益的問題上，原地踏步毫無寸進，甚至社會加劇撕裂，竟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這涉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極複雜的博弈，我們必須仔細分析之，才能從過去得到啟示，以判斷將來香港政經的前景。
我中學時有位神父在黑板上奮書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如何不能用以將手段合理化），這是與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推崇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針鋒相對的，可見他們自有一種底線。港人對原則性與靈活性如何拿捏，大有可向耶穌會學習之處。
香港的退休保障問題，仍是社會議論的焦點之一。目前除了私人儲蓄外，退休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便是強積金。眾所周知，強積金運作上本身存在一些缺失，強積金管理局打算推出的「核心基金」計劃，便是為了針對部分的缺失而設，它是否有效，我們應仔細分析。
亞投行可替中國達成多個政策目標，突破美國的經濟圍堵，這也難怪美國如此緊張。但中國既然擁有巨額資金，不少國家亦求財若渴，美國要擋也擋不住。至於香港，對此國際局面的轉變，最適當的做法是順其勢找尋商機，今年預算案中財爺提出要積極研究加入亞投行的可行性，這取態是正確的，香港在基建上似無優勢，但在金融業上也許有貢獻的能力。
李光耀的「自由」市場也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強加的，他對外資有不少補貼，致使外國人的投資回報率高於本地人的回報率。新加坡自己不缺資金，甚至資金過多，他這樣做，無非是要把國際投資者變成新加坡的持份者，以後便不得不乖乖的在國際事務上保障新加坡的安全與利益。
工業政策是不少人所鼓吹的方向。所謂工業政策，是指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某些行業的發展。此種政策效果可疑，若某行業要人補貼才能賺錢，那麼這行業的效益根本便好不到哪裏去。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選擇補貼對象時，容易受利益團體的壓力左右。
未來基金卻並非沒有好處……有些資金未來十年也不會動用，自然可承受更高風險的投資，把2000多億或更多的資金劃分出來作較長期、較高風險的回報的投資，正是未來基金的基本概念，它是平衡過度投資或短時間內用掉所有資金的一種方法。
民主制雖有此被認為可能是「致命」的「缺陷」，我們也不用太過悲觀。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一早便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優點，只是因它能增加踢走不合格的總統的機會，使他們不敢不盡力為人民服務。這一個優點已經足夠，因為它太重要了。
我一般相信市場力量多於相信政府規劃，但對港人來說，「一帶一路」這一國策已是會影響香港市場發展的一種現實，逆之無謂，順之則可尋商機。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十分巨大。然而，單憑一份報告提供的數字，就說香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似乎有欠缺批判思維。或許，我們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報告數字究竟從何而來？
在歐盟今天的體制下，她們如何才能維持長期的財政穩定性，因而能保持大一統的局面？她們沒有如美國聯邦政府般能號令天下的盟主，頂多能夠有德法般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德國正是要扮演大阿哥角色，監管各國看其有無犯規。不過，這些大阿哥實力又不足以使其成為盟主，大家隨時可不聽她們指揮，希臘不再搞緊縮，又想賴債，正是這些問題的具體體現。既有希臘在先，我們怎可保證其他國家將來不會也這樣做？歐盟及歐羅區的困局，可能會沒完沒了。
我不知道27位泛民議員誰相信哪一套理論。但第三種理論涉及政客利益，而不單止是理念，所以我認為更加有解釋力。 但世事如棋，我們又怎知沒有四個或以上的人會更相信第二套理論？若有，政改便可通過。若否，則香港社會與經濟，還要面對長時間動盪。
內地股市自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一直低迷不振，股民大感悲戚，但自去年中開始，卻突然發威，從7月22日至今年1月28日，上證指數上升了59％，其間不少升幅，更是在最近短短兩個月才出現，從11月19日至1月28日，當中雖經歷過短綫的大幅波動，但總升幅也達到35％。若要判斷未來內地股市的走勢，我們先要明白過去幾年它浮沉的因由。
更快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是輸入人才，不用自己慢慢訓練。《人口政策》中有詳細討論幾種輸入人才的途徑，並有把這些途徑放寬一點的意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要有足夠的流動性，各自移居到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提高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