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若無法擺脫發展土地不足之困，再過一二十年，香港便會被繼續大都會化的深圳遠遠超越，到時深圳若有2,000萬人口，香港卻只有700多萬，連人均 GDP 也不一定比得上深圳，香港會否變得只是深圳的附庸？
香港若無法擺脫發展土地不足之困，再過一二十年，香港便會被繼續大都會化的深圳遠遠超越，到時深圳若有2,000萬人口，香港卻只有700多萬，連人均 GDP 也不一定比得上深圳，香港會否變得只是深圳的附庸？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
陳當了院長多年，不可能有時間去作正規的高質量研究，上述數字，並無顯示他的專業能力不足，但卻證明到，他過去走的路，並未有給他機會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或地位。
香港位處「一帶一路」中海路的起點，但少人提到空路。「一帶一路」是新的因素，「三跑」的效益會因而再增加。
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香港若能在「一帶一路」這一國策中起到重要的貢獻，那麼香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便會較為鞏固，哪一位競逐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能提出更有見地的看法，便愈會受到中央祝福。
零售業出現不景氣，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也許不算太大，但它是低增值行業，養活的員工可有不少，若讓此勢發展下去，香港低失業率會有所不保，這絕對不是香港之福。
有研究發現，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流動愈不容易。政府可以做什麼？
有研究發現，收入分布愈不平均，跨代流動愈不容易。政府可以做什麼？
貪污是一種市場受到政府權力干擾扭曲後，順利運作所需的潤滑劑，缺此，經濟活動可能變得呆滯，各官員變成不敢做事或不肯做事。
貪污是一種市場受到政府權力干擾扭曲後，順利運作所需的潤滑劑，缺此，經濟活動可能變得呆滯，各官員變成不敢做事或不肯做事。
仇恨是一種原始情緒，標誌着攻擊的情意結，對象是威脅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
「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指引，政府又憑什麼知道自己決策英明？
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究竟學生（或甚至社會人士）對大學擁有多少產權或怎麼樣的產權？為什麼大學管治主要靠「教授治校」？為什麼不說「學生治校」？
假如有人告訴你，走過一個街口後會有100元丟在地上並寫上告示：「歡迎拿走」，你會不會立時跑到那裏取走此鈔票？若按「效率市場假說」的思維，你不會浪費氣力跑到那裏去……
觀乎「暴力救市」或「剖腹產」的招數，中國的財金官員也許由於經驗不足，不夠沉穩，不但未起到治亂的作用，還可能引起後遺症……
觀乎阿根廷早年的經濟危機，阿國政府曾限制存戶每月最多提取1000披索，又曾宣布無法保證可償還外債，便發覺與希臘目前處境十分相似。
為何希臘會陷入如此困境？我們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之。加入歐元區這個貨幣聯盟，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也放棄了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情況與美元化（dollarization，即放棄自己貨幣改用美元）十分相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元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希臘加入歐羅區，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放棄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羅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IMF、歐羅區、ECB、希臘，以至齊普拉斯，他們在這次危機中，各自要面對怎樣的問題與抉擇？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撐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
雷鼎鳴教授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如買票事件、政改表決、足球海報事件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5月12日，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最新的局面，已使中國擺脫了在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直至2013年近六年的死氣沉沉。見慣了中國股市急升急降的人難免充滿疑慮，現在的股市是否是泡沫？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我卻另有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