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歐羅區、ECB、希臘，以至齊普拉斯，他們在這次危機中，各自要面對怎樣的問題與抉擇？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撐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
雷鼎鳴教授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如買票事件、政改表決、足球海報事件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5月12日，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最新的局面，已使中國擺脫了在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直至2013年近六年的死氣沉沉。見慣了中國股市急升急降的人難免充滿疑慮，現在的股市是否是泡沫？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我卻另有看法……
為什麼在涉及港人如此巨大利益的問題上，原地踏步毫無寸進，甚至社會加劇撕裂，竟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這涉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極複雜的博弈，我們必須仔細分析之，才能從過去得到啟示，以判斷將來香港政經的前景。
我中學時有位神父在黑板上奮書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如何不能用以將手段合理化），這是與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推崇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針鋒相對的，可見他們自有一種底線。港人對原則性與靈活性如何拿捏，大有可向耶穌會學習之處。
香港的退休保障問題，仍是社會議論的焦點之一。目前除了私人儲蓄外，退休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便是強積金。眾所周知，強積金運作上本身存在一些缺失，強積金管理局打算推出的「核心基金」計劃，便是為了針對部分的缺失而設，它是否有效，我們應仔細分析。
亞投行可替中國達成多個政策目標，突破美國的經濟圍堵，這也難怪美國如此緊張。但中國既然擁有巨額資金，不少國家亦求財若渴，美國要擋也擋不住。至於香港，對此國際局面的轉變，最適當的做法是順其勢找尋商機，今年預算案中財爺提出要積極研究加入亞投行的可行性，這取態是正確的，香港在基建上似無優勢，但在金融業上也許有貢獻的能力。
李光耀的「自由」市場也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強加的，他對外資有不少補貼，致使外國人的投資回報率高於本地人的回報率。新加坡自己不缺資金，甚至資金過多，他這樣做，無非是要把國際投資者變成新加坡的持份者，以後便不得不乖乖的在國際事務上保障新加坡的安全與利益。
工業政策是不少人所鼓吹的方向。所謂工業政策，是指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某些行業的發展。此種政策效果可疑，若某行業要人補貼才能賺錢，那麼這行業的效益根本便好不到哪裏去。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選擇補貼對象時，容易受利益團體的壓力左右。
未來基金卻並非沒有好處……有些資金未來十年也不會動用，自然可承受更高風險的投資，把2000多億或更多的資金劃分出來作較長期、較高風險的回報的投資，正是未來基金的基本概念，它是平衡過度投資或短時間內用掉所有資金的一種方法。
民主制雖有此被認為可能是「致命」的「缺陷」，我們也不用太過悲觀。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一早便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優點，只是因它能增加踢走不合格的總統的機會，使他們不敢不盡力為人民服務。這一個優點已經足夠，因為它太重要了。
我一般相信市場力量多於相信政府規劃，但對港人來說，「一帶一路」這一國策已是會影響香港市場發展的一種現實，逆之無謂，順之則可尋商機。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十分巨大。然而，單憑一份報告提供的數字，就說香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似乎有欠缺批判思維。或許，我們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報告數字究竟從何而來？
在歐盟今天的體制下，她們如何才能維持長期的財政穩定性，因而能保持大一統的局面？她們沒有如美國聯邦政府般能號令天下的盟主，頂多能夠有德法般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德國正是要扮演大阿哥角色，監管各國看其有無犯規。不過，這些大阿哥實力又不足以使其成為盟主，大家隨時可不聽她們指揮，希臘不再搞緊縮，又想賴債，正是這些問題的具體體現。既有希臘在先，我們怎可保證其他國家將來不會也這樣做？歐盟及歐羅區的困局，可能會沒完沒了。
我不知道27位泛民議員誰相信哪一套理論。但第三種理論涉及政客利益，而不單止是理念，所以我認為更加有解釋力。 但世事如棋，我們又怎知沒有四個或以上的人會更相信第二套理論？若有，政改便可通過。若否，則香港社會與經濟，還要面對長時間動盪。
內地股市自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一直低迷不振，股民大感悲戚，但自去年中開始，卻突然發威，從7月22日至今年1月28日，上證指數上升了59％，其間不少升幅，更是在最近短短兩個月才出現，從11月19日至1月28日，當中雖經歷過短綫的大幅波動，但總升幅也達到35％。若要判斷未來內地股市的走勢，我們先要明白過去幾年它浮沉的因由。
更快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是輸入人才，不用自己慢慢訓練。《人口政策》中有詳細討論幾種輸入人才的途徑，並有把這些途徑放寬一點的意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要有足夠的流動性，各自移居到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提高生產力。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財富論》我去年6月16日已發表過評論（〈評《二十一世紀財富論》〉），但一直模糊地感到尚有一關鍵的要害觀念未有清楚的掌握到，這對一個事事都要圖個明白的人會造成一定的困擾，不搞清它便睡不安寢……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300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200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房屋問題是香港最重要的深層次社會矛盾之一。細讀《長遠房屋策略》文件，可窺見另一更深層次但少人注意的矛盾⋯⋯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去年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12月中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25年來，只有90年代初海灣戰爭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從1997至2013年，20至24歲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從9,000元升至10,500元，升幅16.7％，25至29歲的，由11,000元升至13,000元，增幅18.2％，全部年齡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幅卻有45％。從這些數據可知，年輕人名義收入的增幅低於社會中其他年齡的人。我們也不要忘記，同一時段物價上升了25％，這意味着今天年輕人的實質收入比起1997年時還有所不如。
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佔領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博弈，對弈的一方是雙學（學聯、學民思潮）及背後一大堆意見並不統一的策劃者及來路不明的其他參與者，另一方是特區政府及後面的中央政府。要分析此種爭鬥性的博弈，讀讀《孫子》這一天下奇書，必有宏效。《孫子》中的冷靜思維顯然是從第一手的生死存亡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智慧，比西方的博弈論更見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