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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憂慮，深圳先行示範區的落實將加速香港地位被深圳所取代，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認為這有過分解讀之嫌。

張炳良認為，止暴制亂是必要的，始終不能長期亂下去。但問題是，政府是否等到止暴制亂後，社會平靜之時才願意對談，還是止暴制亂的同時有政治解決方案。他認為看回過去幾個月的經驗，是要同步處理的。

不要單純以經濟發展視角來看待大灣區，並應摒除傳統區域合作中，追求要素在政策「對等」或「非對等」中流動的視角，客觀地檢視雙方的優勢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互相引進及補足。

要化解分歧和矛盾，暴力違法的行為會令解決問題的難度會增加還是減少？要落實一國兩制的時候，爭取中央政府的理解，或者中央理解香港的情況會變得容易還是困難？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首日履新。他對出任新職位感到榮幸，但同時感到肩上責任加重，因為不論外圍或本地環境有很多變動。未來幾年他會同團隊保持專業精神，繼續維持香港金融穩定。

隨着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中國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總規模可達到2萬億元，年輕人在大灣區投身電競體育大有前途。

作為一個地產型經濟體，經濟要保，就要地產要好，皆因整個行業好壞牽連甚大；包括建築及投資、廣告、以至銀行資產素質等等。不過，如是者，整個香港既有問題、資產向上、財富不均現象，又會再故態復萌。

香港政府應當果斷大氣面對此類似乎本可緩可急的社會問題，應改變以往「議而不決，決而不作，作而無效」的失效管理。

面對混亂不堪的香港，筆者反而看到了希望。我甚至預言，2022年之後，香港將進入第二次騰飛的輝煌時刻。

中共中央、國務院昨（18日）表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並提出涵蓋經濟、法治、文化、民生、環境等領域的19項具體要求。

過去30多年，香港高等教育有長足發展，走上國際化的路，老牌大學實力愈見雄厚，新興大學進步快速，在多個國際排名有突出表現，成績有目共睹。香港成為大灣區重要一員後，厚積多年的高等教育優勢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建設大灣區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化改革。世界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中國的深化改革、市場開放已逼在眉睫。

現時大灣區所發明、製造及運送的產品更是多於全球其他類似地點。所以，工業4.0是獨屬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大灣區新類型人才工作坊，為學生提供跨領域學習框架，提升創新領導能力，幫助企業管理人員及企業家在複雜、多變的大灣區環境運籌帷幄。

理大校董會於2019年3月宣布委任滕教授為理大新校長，任期由2019年7月1日開始，為期五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公布八項政策措施，鼓勵兩地人才作進一步交流，卻會加重未來本地勞動力負擔。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博士研究，粵語是城市之聲。香港的聲音來自省城白話西關音。省城白話，相對於「鄉音」的粵語。廣州與香港有相同的音聲和韻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聯同灼見名家合辦的「大灣區新類型人才工作坊」將於2019年9月開學，課程深入淺出，學術與實戰並重，為有意在大灣區拓展業務的企業或投身當地職場的各界人士而設。

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表示，未來華潤願意開放更多的業務領域，帶領香港的年輕人到大灣區工作、學習、生活及創業，為大灣區建設貢獻力量。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肩負國家民族的復興重任，既是機遇也必是挑戰。正是如此，大灣區當前在人才領域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北上發展是個人意願，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不得不經過事業前景、工資水平、生活環境等實際考慮才會付諸實行，但是在大灣區自由流動這種生活模式，對願意開拓其他機會的市民而言無疑是多一個向外闖的選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大學時主修經濟、副修統計學，因此邏輯和組織力極強，只是理性的他原來也有感性的一面。遊走理智與感情之間，這個局長原來不太冷。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反對派和建制派之間包括行政機關在內的和解，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下的夢想，它不允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並要求行政長官效忠北京，反對派深感不被信任。

順德柬國之行，給同學的不只是對兩地歷史、發展、經濟異同的認知；更多的是把大灣區、一帶一路的虛空觀念換再實在的認識。兩個地區的機遇重重，能否把握首重自己的能力，再其次才是際遇。

深圳經濟即使在貿易戰陰霾下，增長率在大灣區九個城市中仍位列第三，約7.6%，而GDP亦於去年超越香港，在大灣區名列榜首，發展勢頭不容小覷。

灼見名家首場名家飯局，邀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盧兆興教授主講地緣政治看大灣區發展和機遇。

選擇大灣區，那甚至能給你更好的生活保障，還有可能名留青史；但我卻選擇退讓，我的「道」是盡可能減省開支，從而帶給自己空間，同時還能享用我所認同的優質生活，並尋回我的自由，無須緊隨他人的範式。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矽谷，主要是矽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準的工業區。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

博匯智庫早於2017年提出「海上飛地」的構想，倡議在香港南部位於珠海行政區範圍內的伶仃島、擔桿島和萬山群島一帶水域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海上飛地」。

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獨立公正、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司法系統，而要做到這點一定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這亦是本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最根本的分別。

什麼高增值服務，什麼高檔次消費，統統都只不過是隨便說說，擺個姿勢，完全沒有實質內涵，更無跟進的政策部署。如是者，這類空口講的白話，一講便講了十年八載，成績欠奉。

基於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發展目標，兩地可以共同探索真正具有灣區特色的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幫助各地人才快速融入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形成終身學習的完整路徑，實現大灣區建構現代服務業體系的目標。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覺得香港作為榜樣的定位，在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方面讓內地學習，也就是說，讓灣區香港化，而不是把香港、澳門內地化。

有些人對《綱要》抱懷疑態度，認為該規劃只為轉移視線，對香港意義不大，堅持香港人應專注於解決自身問題；亦有人擔心香港會被大灣區所吞沒，這些狹隘的觀點只會令香港裹足不前、坐失良機。

香港匯聚內地以及全球的創新資源，具有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在創新科技上擁有優秀團隊和國際視野。加上粵港澳地區的製造業、服務業、物流業、金融業、文化旅遊業早已相當發達，為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舉動半信半疑（甚至是懷疑多於信任），不無道理。在投入規劃之前，或者政府與社會都需要重新溫習一下「香港人與香港社會ABC」。

當我說無論香港人有何主觀願望，區域整合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必然繼續發生的時候，並非想講一些人所謂的「被規劃」。

民主黨於3月19日晚上舉行24周年黨慶。上年有出席民主黨黨慶，更捐3萬元的林鄭月娥，今年缺席。除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外，大部分政府官員都出席酒會，但所有官員並沒有留下享用晚宴。

對於本會前賢獲國家表揚，本會會長蔡冠深感到與有榮焉。他指出，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的100位表彰對象中，港澳地區有5人，而本會前會長佔其中三席，比重相當高，可見國家對本會工作非常肯定。

5G普及之地，生態昌盛。築好網路，應用等生態圈將順勢而生，華為發展定必冠領環球，形勢比人強。一旦上錯車，往後十年淪為次級科技公園，推動經濟難矣。

在中國，很多科技的突破，是因為國家有明確的方向，機構、人員、資源，都是按照國家的方向而全面安排。

香港聯交所亦可優化香港創業板的上市規則，使其運作更具靈活性，讓創科企業更容易來港上市，大灣區創科企業可善用新的創業板進行融資。

盛匯商舖基金管理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根興認為，從創業者的角度看，我覺得只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已經不夠，人客未有需要哪一刻，若你已想到人家未來的需要，才能發揮重要的角色。

若要吸引香港人到內地辦精英教育，從而令到專業科技之港人放心子女在這些類型學校就讀，現時的政策上的條條框框必須改善。

當前環境對香港的一大考驗，是它需要怎樣認識周邊的鄰居：香港可怎樣運用鄰近地區資源？鄰近地區又打算怎樣運用香港資源？要應付未來挑戰，香港先要懂得跟鄰居競爭。

假若香港可以認真地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而不是固執地堅持陳年舊主張，或計較香港有什麼不勞而獲的好處，應該可以發現到大灣區的發展會帶來香港的轉變，迎接未來，而不是埋首沙堆，屁股朝天。

市民對於由政府提出的鴻圖偉略和政策目標是否可行，提出質疑；對於由特區政府參與的規劃能否有效兼顧各階層利益，維護香港市民所珍惜的法治環境和傳統優勢，提出擔憂，十分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