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改革對大多數人有利，改革過程往往仍會招惹激烈反對，以致不少對社會大眾有利的改革容易胎死腹中。改革為何總是如此「惹火」？

從一國兩制框架出發，香港「由亂及治」主要是中央的憲制責任。不過，「由治及興」卻不能單靠中央「落單」，還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精英主動及積極參與。

「民智行動設計智庫」於2020年中成立「蛻變計劃」，對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的被捕年輕人提供情緒支援及輔導工作，並於2021年中進一步向刑滿出獄的年輕人提供「生涯重塑」服務，幫助他們重返校園、職場。

對於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發展，「快」不一定「好」，決策者需要反思歷史，汲取教訓，牢牢抓住融合的主要瓶頸並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因反修例運動被捕入獄的年輕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紀錄，甚至當中很多人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才能，只因受當時大環境及社會媒體的影響而作出衝動行為。

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落實及發展「兩制」的空間，並按《基本法》的規定達致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與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這些問題需要廣泛對話及前瞻性、突破性的論述，才能建構「真實、立體、全面」的香港願景。

我們不能讓意識形態及政見凌駕於心理復康和精神健康之上。若要我們這城市修補裂痕、穩定大局，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及愛護情懷。

蛻變計劃財政獨立，並非由政府資助，為涉案青少年提供政治中立和去政治化的專業輔導和支持， 幫助他們重拾希望，也為高度撕裂的社會重建團結。

東西雙方的冷戰甚至熱戰，對香港來說是司空見慣；我們準備面對危機的時候，也要把握可能出現的契機。今天香港面對的震盪並非空前，也未必是絕後。

本文倡議當局應該盡快處理被捕人士的案件。反修例運動至今已經接近一年，漫長的等待和不確定性容易帶來焦慮。「遲來的公義」損害公義的原則，也容易使公眾懷疑香港的司法制度。

坊間論者不斷強調，如果香港一早全面封關，便不會有輸入病例，也不會有本土傳播。這個論調邏輯上看來很正確，實際情況卻遠為複雜。

無論從新加坡的經驗（一早全面封關，疫情仍然嚴峻），澳門的經驗（迄今無有效封關，卻成功控制疫情），或者香港現階段新增病例的感染源頭來看，全面封關根本不是能否成功抗疫的關鍵因素。

無論年輕人有什麼不是，當權者及僱主皆不能輕言放棄他們，因為放棄青年就是放棄香港的未來。

所有愛惜香港的人，無論是黃營、藍營、警隊、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解放軍或者武警，皆要從北愛的悲劇汲取教訓；正如邱吉爾所言：「不能從歷史學習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如果沒有當權者政策嚴重失誤的內因，外國勢力根本不起作用；把反修例運動歸咎外國勢力是捨本逐末。

特區政府龜縮在警隊背後，使用拖延戰術，使警隊成為磨心，結果只會拖垮警隊，香港將會滑向災難邊緣。

面對貿易戰，中國的損失遠多於美國；不過中國承受痛楚的能力也遠高於美國，況且特朗普要面對選舉，中國則擅長持久戰；一旦貿易戰擴持日久，對特朗普的選舉將有不利影響。 

北上發展是個人意願，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不得不經過事業前景、工資水平、生活環境等實際考慮才會付諸實行，但是在大灣區自由流動這種生活模式，對願意開拓其他機會的市民而言無疑是多一個向外闖的選擇。

在反對派的論述中，反對新移民及反對中港融合，是解決香港一切問題的萬能key。「起樓畀大陸人住」，成為反對增闢土地的萬能key。

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國民責任並不重視，有其歷史因素，需要時間化解。相信這個矛盾終有緩解，社會的尖銳對抗也將降溫。

因為香港土地長期嚴重短缺，增闢土地的社會利益往往遠超其社會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政府財政能夠承擔「明日大嶼」計劃的開支，賣地收入是否能夠完全彌補增闢土地的工程成本，不應該是首要考慮。

「倒錢落海」的論述聳人聽聞，甚至流於煽動民情的民粹政治操作，不過片面強調「倒沙成金」亦有盲點。政府增闢土地應該追求最大的社會利益而非追求最高的土地收入。

近年不少超大型工程大幅超支，「明日大嶼」計劃的成本恐怕將會高達1萬億。在土地收益方面，論者強調地價十分不穩定，一旦香港經濟不景，土地收入將會大幅下降。以上的質疑其實以偏概全，需要仔細拆解。

市民對現時一國兩制的狀況有不少顧慮，其實是意料之內。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嘗試，需要發展及磨合。從爭議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性質有不少誤解。

本土情緒升溫容易滋長本港民眾對內地敵對的態度，甚至助長港獨思潮，我們需要明確區分本土情懷與分離主義。

在去年的「土地大辯論」中，香港的社運人士似乎是最大力支持發展棕地的群體。不過，東北發展超過十年的爭議顯示，收回東北棕地和農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來自香港的社運人士。

從戰後到如今70多年，賣地的收益一般都遠超填海的成本。如今坊間認為人工島是「倒錢落海」或者「燃燒儲備」，完全忽視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政府可以通過賣地收回增闢土地的成本。

人工島帶來的財政收入，單計算賣地已經有8400億元，還未計算差餉、路費及產生的新經濟活動的稅收；總社會效益更會遠遠超過萬億。

如果當年的港英政府因害怕水浸風險而沒有進行觀塘、荃灣、啟德機場、九龍灣、葵涌貨櫃碼頭、沙田、大埔、屯門及赤鱲角機場的填海，就沒有今天的香港。為何回歸後的香港人變得如此目光如豆及不思進取？

香港房屋土地既患寡亦患不均，大規模填海雖然可以解決「寡」的問題，不過還要推行適切的房屋政策，才能解決「不均」的問題。

有關土地和房屋的神話，其實不止以上幾個，肯定的是，新移民並非房屋短缺的罪魁禍首。

特首民望的躍升不單源於市民對特區表現的認同，更多少透視他們對新政府正在凝聚的信任。

「一國兩制指數」問卷的1至7分評分中，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雖然稍為上升，仍然僅僅是大於4，決策者仍須努力培育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曾蔭權當權的7年，增闢土地完全停頓、建屋數量下降、創新科技停滯不前，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至今難以化解。香港意見領袖之所以轉軚，原因怕不是本屆政府比當年更為無能，而是今天的意見領袖比當年更加民粹。

為提高高鐵的效率，政府推出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設立過境措施。但方案遭非建制派反對，擔心內地執法人員來港執法，破壞一國兩制。

近期，美國和香港都出現社會撕裂而吵鬧不休。香港的社會紛爭，在國際上只是微不足道，遠不及美國般死傷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