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讓意識形態及政見凌駕於心理復康和精神健康之上。若要我們這城市修補裂痕、穩定大局，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及愛護情懷。

被補青少年除了因為需要面對司法程序而感到壓力外，也會因為家庭關係的改變而感到困擾。有些甚至因為跟家人政見不同，與家人割蓆或分開居住。他們除了需要個人輔導服務外，也需要家庭輔導。

本文倡議當局應該盡快處理被捕人士的案件。反修例運動至今已經接近一年，漫長的等待和不確定性容易帶來焦慮。「遲來的公義」損害公義的原則，也容易使公眾懷疑香港的司法制度。

「港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身份認同，自回歸以來似乎愈加南轅北轍，兩者並不能求同存異。

政府通過各樣社會政策有效地將兒童貧窮率降低至18.2%，然而香港兒童的貧困率仍然很高，約5個小童中有一個生於貧窮家庭，在起跑點就落後於他人。

要找出能兼容兩制的管治班底，也許確實需要一個符合中央框架及港人利益的普選方案。

中國過去在香港的管治方式，不單沒提升年輕一代的信心，反令他們愈加悲觀。年輕人激進主義的根源複雜，若對此現象進行表面模糊的解讀，是不能理解導致年輕人激進的原因。

面對挑戰是人生的事實，例如當訴求未必能即時得到回應，青少年不需要將所謂「理想破滅」的情況視為「失敗」。相信自己的抗逆力和韌性、抱持盼望，會讓青少年更能面對嚴苛的現實。

政治啟蒙及教育確實應該從小做起，但讓孩子走上前綫並容許他們在令人膽戰心驚的暴力面前，會讓他們蒙上一世陰影，這是否值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