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正在摸索學術門徑，米爾斯不啻提供了一副指南針：原來學術與生命是不應該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個同心圓內，由內向外擴張，連成一脈，個人的心路歷程不斷與社會結構有機互動。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

我有兩段在該院任教的因緣，又長期擔任校外委員。這樣一算，彼此「糾結」了前後20年，從它13歲開始，到它33歲為止。我的學術生涯既與它共同成長，我也大致見證了它的承先與啟後。

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布，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