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費城博物館博物館高聳的穹頂下，筆者讚嘆這家博物館穿透歷史的眼光和Arensbergs夫婦的不凡品味，相信 M+博物館和希克也都會有那麽一天。

野口勇是一個傳奇，一位理想主義者。他既是公認的雕塑大師，也是設計師、園藝師、陶藝師、攝影師、傢俱設計師及舞美設計師，從雕塑跨界到景觀園林設計，將東方的空間美學融入西方雕塑和功能設計中。

宋代像米芾這樣平時行為怪異，被認為是「癲狂」之人，依然有一大批欣賞者和仰慕者。社會風氣寬鬆，對文化的推崇，歷史長河中才會因此留下如此高超技法的演示，以及如此自由奔放的作品。

這世界是天堂還是地獄，根本在於人類自己。這個小小的展覽《沙》意味深長，它是藝術，是設計，是科普，也是用最微小最謙卑的物質為我們帶來了一堂最值得深思的哲學課。

戈勃朗非凡的多樣性和創造力是由對實現自然與人類平衡的追求所推動的。他發現了複雜性之中最簡單的特質，這樣的藝術有一種全世界共通的魅力。

在全球新冠疫情下，被逼停頓了一年的全球最重要藝術博覽會──《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香港展會，周三重臨灣仔會展中心，絕對是香港藝術領域正在逐漸恢復正常運作的風向標。

郭東杰是香港土生土長、本地培養的人才，在港大主修中國歷史出身。學歷史的人重思辨，且看一位讀歷史的掌管現代藝術部對這個市場有何更具歷史維度的想法。

電影《無主之作》是以德國當代藝術大師李希特的前半生為原型而創作的，講述了主人公身處無情變化、謊言處處的時代，卻依然目光清澈，堅持自我，大概會讓2020的我們特別感動。

每一本書都是一場旅行。龍應台的新作《大武山下》就帶着讀者來到了台灣大武山下的屏東縣潮州鎮。然而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這趟旅行的目的地既可以是大武山，又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原鄉。

「香港的故事會由我們講下去。」飄雅活藝基金會創辦人陳雅文希望傳統工藝也當如這個美麗海港，於「樹林斷絕處，山巒乍現」，在改變和創意中重生。

王安憶去年的一篇文章——《朝聖》，開篇就是一句：「去博物館看名畫名作，很像朝聖」，這句話，莫名地就撩動了我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參觀美術館的種種回憶。藝術大概是將來唯一幾艘能普渡我們人類的方舟之一。

人類學會了開啓遺忘的機制來保護自己。這也解釋了人們將「沙士」病毒的可怕和經歷的種種恐懼遺忘。此刻新冠肺炎肆虐，也許正是好好審視一下記憶庫的時刻，到底我們遺忘了什麼？

行為藝術將走向何方？它將繼續作爲一種最直接對大衆進行呼籲的方式繼續沉澱和發展，但它的内在特質已由起初的「激烈」、「瘋狂」漸漸轉向了更多元化、更令人容易接受和動容的風格。

在文化藝術的版圖上，西班牙流感奪取很多才華橫溢的生命，包括兩位著名的維也納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和埃貢·席勒，分別死於流感的第一波和第二波。

看完此展猶如上了一堂歷史課，也周游了英國藝術家們足跡所至的世界各地，更看到了人類對自身和自然關係、社會和時代變革、科技和科技的反撲等等問題的不斷探求和反思。

藝術一定要能讓觀眾感受到藝術家的情感和生命力，這樣藝術家才能觀者連接，才能讓藝術真正被理解和觸發感動。

這些年，本地已經開始嘗試這樣的古蹟音樂會，以後還會有更多，因為有一群有心人正在默默為香港努力。

常玉的藝術主張，更多是從中國文人思想角度，希望從作品中來實現生活實踐藝術的可能性。

他的一生，對比今日的天價和所謂的「人人愛常玉」，是何等的諷刺和讓人唏噓。

Cynthia和Nicolas把大理石這個一點都不「現代」的材料賦予了當代的生命，而自己也在這種創作的激情中一直活在當下，讓時間停留。

在聖彼得堡走訪俄國十九世紀著名作家杜斯杜耶夫斯基書中所述的地方，我想起了當下香港有多少人面對《罪與罰》中的那種靈魂拷問和掙扎。

Sergei Shchukin曾言：「我從不收藏過去，我收藏未來。」

香港人，多聽西方古典音樂，但這次音樂會操中廣東話的觀眾卻佔了大半，有些更在音樂會後表達了他們對壁畫上的故事、樂團所用的樂器的濃厚興趣，看來敦煌音樂在本地立即捕獲了不少知音。

東京國立博物館今年1月13日開始至2月24號舉辦的「顔真卿特別展」海内外矚目，卻是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