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刊於2001年，收於《行止行止》。為悼念林行止，本社特此轉載。
一個本來為了「消閒」的趣目，竟成為考證對象，「閒讀」反變成了「苦索」。《閒在心上》之「閒」字雖然無處不在，但「心」字才是真正的點睛之筆。
新年伊始，讀到由劉紹銘編輯的林行止散文集《閒在心上》。文集題為「閒在心上」，林行止也許希望透過「閒」字強調文集的非評論性質，以區別於其譽滿香江的政經評論。
讀林行止評論，經常會有兩個人名浮現腦海。一個是於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的王韜，王韜每天在該報頭版發表一篇政論，介紹西學，鼓吹變法。另一個是民國年間天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鷺。王韜與張季鷺都是近代中國以報人言論影響時代的少數例子。相對來說，林行止有幸於香港偏安的70年代之後辦報，並立足於港英政府的新聞自由制度保護之下。然而，這樣的條件，既是一種基礎，更是一種挑戰。在相對平和的年代創業，既需要持之以恆的決心，更需要見微知著、獨立洞察的功力。
幾十年如一日，林行止的評論必持之有據，引證必有出處，在香港奠定了堅實的信譽。跟其政經短評議論嚴謹、循循善誘的風格一致，散文更能發揮他那窮根溯源的求知學風與獨立判斷的自由精神。林行止多次提及由於刨根問柢的習慣，一個本來為了「消閒」的題目，竟成為考證對象，「閒讀」反變成了「苦索」。他對自己如何打發「閒暇」的訴說，看來十分個人化，卻道出了人性之常。
格物致知、追根溯源，乃是人之於自然、之於社會和之於自身的求知本性，雖然不是人人可及的境界，但是心向往之。在華洋雜處、古今紛陳、身份認同顛簸迷惘的香港，他對「英倫禮節」看似繁瑣的考證，對語詞掌故的窮追不捨，不僅取得求知的樂趣，也無形中為讀者提供了腳踏實地的堅實感，加強了個人言論的可信度。
在「閒暇」考證之中，林行止往往有「無意」的發現，從而也給讀者帶來「無意」的收穫。如他指出英文史書對拿破崙戰敗史實的避重就輕，對司馬遷與亞當•史密斯的傳承關係的辨疏，對魯迅對於華人經濟學者陳煥章的輕蔑態度的不敢苟同等，都顯示出他那反對人云亦云、對獨立判斷的求知態度的堅守。
毋庸置疑，作為一個評論家，林行止的「閒暇」為文也是以理服人的。不過，筆者有時覺得我們的評論家太過理性，理性得往往抑制了感情的流露。文集中，他也談「情」說「愛」，如《未免有情與商情》、《「色」不是空》、《整容增值》等，但一貫的經濟學家本色不改。
不過，書中也有飽蘸情感的文字，如《紀念我的母親》便透露了林行止對一生飽嘗悲歡甘苦的母親的赤子肝腸！在《知識與知覺》中，他亦敞開心扉，談到讀書幾乎是自己唯一的消遣，而讀書正是為了寫作！堅持28年的一天一篇政經短評，僅靠外在的理性、利益是絕對不夠的，箇中分明深藏著林行止對自己志業（vocation）的執着，對香港、中華厚愛的耿耿情懷！
看來，本書《閒在心上》之「閒」字雖然無處不在，但「心」字才是真正的點睛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