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9日，香港錄得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天。天文台總部氣溫升至攝氏36.9度，上水更高見39.8度。然而，在這個破紀錄的酷熱日子，勞工處以香港暑熱指數為基礎發出的工作暑熱警告，竟然一直停留在黃色水平，未有升級。
對戶外工作者而言，無論是地盤工人、清潔工、速遞員、保安員，還是戶外設備維修技工，極端高溫等同於面對洪水猛獸，在烈日當空下、缺乏遮蔭時，身體實實在在承受的壓力。很多人為了生計，只能頂硬上，冒着脫水、中暑，甚至更嚴重健康風險繼續工作。
問題在於，現行工作暑熱警告未必能反映工友在露天工作現場實際承受的熱壓力。這個落差，正是香港高溫政策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
前天文台長質疑現行制度
對戶外工友而言，真正危險的不是氣溫本身，而是高濕、無風、烈日直射、防護衣物和體力勞動叠加後，身體無法有效散熱的狀態。因此，國際上廣泛使用「濕球黑球溫度」（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WBGT）評估職業熱壓力。WBGT同時考慮氣溫、濕度、風速和輻射熱，較能反映戶外工作者面對的實際風險。
暑熱指數作為公眾健康預警有其價值，但主要反映整體人口在高溫天氣下的健康風險。相比之下，國際通用的WBGT更重視烈日曝曬帶來的影響，因此較能反映戶外工作者所承受的實際熱壓力。若把香港暑熱指數直接用作戶外高強度工作的主要安全依據，便可能低估工友面對的風險。這個分別非常重要。三位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岑智明和李本瀅，早前罕有公開表態質疑現行制度是否合適，並促請當局考慮改用WBGT作為評估戶外熱壓力的標準。
通用預警無法反映風險
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參考。當地人力部已為戶外工作制定以WBGT為基礎的分級措施：當戶外WBGT達到32度或以上，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工人每小時須至少在陰涼處休息10分鐘；達到33度或以上，休息時間增至15分鐘。更重要的是，僱主須在戶外工作期間每小時監測WBGT；較大型的建築地盤、船廠及工業場所，還須在場內設置WBGT測量儀。防暑不能只靠一個全城通用的中央預警，而要掌握工作現場本身的熱環境。8月9日，天文台總部錄得36.9度，上水高見39.8度，已說明同一城市內不同地點的高溫風險可以截然不同。
大型項目應使用可攜式、經校準的WBGT儀器，並將數據納入現有智能工地安全系統。當工地微氣候達到較高風險水平，管理人員便可即時收到提示，安排休息、補水、調整工作次序或避開最高溫時段。為免設備選擇、使用和保養參差不齊，建造業議會可發揮牽頭角色，例如制定合適的WBGT設備清單、推廣統一量度方法，並鼓勵定期校準。這樣，工地安全決策所依據的數據才會較可靠、一致，亦較具公信力。
合約和風險分擔問題
高溫不只是職安健問題，也是合約和風險分擔問題。若承建商因極端高溫暫停或放慢工程，延誤由誰承擔？工資如何處理？如果沒有清晰框架，分判商可能被迫要求工人繼續開工，工人則擔心收入受損。
政府是香港最大的基建和公共工程客戶，具備足夠市場話語權。相比修改法例，透過採購要求和合約條款落實暑熱安全措施，往往更快、更直接。相關政策局可率先在公共工程和外判合約中加入要求，例如現場量度WBGT、安排休息時間，以及提供遮蔭和降溫設施。
然而，若承建商因高溫而需要調整工序，政府亦應承擔相應的工期風險。現時工期順延機制仍與工作暑熱警告掛鈎，而且要達至黑色警告才啟動。若接近40度的酷熱天氣仍未足以觸發紅色警告，更遑論黑色警告，這套制度究竟是否符合保障戶外工友的原意？
建造業固然是高溫風險最受注目的行業之一，但清潔工、速遞員、園藝工人、保安員、公用事業技工和物業管理員，同樣長時間在戶外工作，有時甚至更難找到有蓋、有水、有冷氣的地方休息。
不應視作突發危機
未來幾年，極端天氣只會更頻繁地影響香港。勞工處展開緊急檢討是正確的一步，但檢討應是起點，而不是終點。真正的目標，是在保障人命和健康的前提下，維持城市運作。要做到這一點，香港必須把極端高溫視為可量度、可管理、可在合約中處理的營運風險，而不是每次都當作突發危機。
因此，勞工處可聯同相關部門、物管業界、物流平台、僱主、工會和職業健康專家，先推行行業試點，包括增設飲水點和有蓋休息區、調整巡邏或派送路線、提供彈性送貨時段、加強前線主管培訓，以及確保防暑休息時間計入有薪工作時間。不同界別工作模式不同，標準化之前，應先累積實務經驗和社會共識。
只有建立一套建基於現場數據和共同責任的協作框架，才能同時保障工人健康、穩定每日收入，並讓承建商和服務提供者有較公平、較清晰的規劃基礎。香港無法一夜之間改變全球氣候，但可以立即改變管理戶外工作的方式。高溫下是否仍要照常開工，不應再由前線工友獨自承擔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