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發表了一個當今國際新秩序的演說，他提出一個中級大國的應對方案（可參閱筆者前文〈國際秩序大重整〉，2026年2月8日），在這新秩序中，中國如何定位、往何去？中國是中級大國、頂級大國，還是霸權大國？
由一窮二白到崛起大國
早在1956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係》，謙遜地指出中國的一窮二白，面對1950年代建國初期的落後，他要國人正視並奮發圖強、急起直追。然而事與願違，之後的大躍進和文革，再將中國的頹勢推至谷底。
毛氏在1976年9月辭世，四人幫隨即在一個月後被捕，主席位由華國鋒（1921－2008）繼任至1981年，鄧小平（1904－1997）在1977年正式再復出，旋即在翌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他的領導地位，並提出「改革開放」口號，而由他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1982至1989）成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總理。
鄧公的治國原則是實用主義、「黑白貓」論，改革治本、 開放治標。改革者，是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又一次的大修正，這次是容許人民擁有私產。而原始馬克思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的工人為革命主力，《共產黨宣言》的結語口號，便正正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列寧的修正，是確定了一個精英統治模式，強化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和「先鋒隊」，即是精英治國，而毛澤東的修正，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二者皆將革命的主力，不再放在工人身上。
大鑊飯、引資、經濟特區
鄧公的改革是十分大膽的，要過五關斬六將，說服當年黨內頑強的反對勢力。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取消人民公社的「大鑊飯」制度，改為農民可擁有小塊私田，實是有違「共產」之大原則的。而後來發展到全民可擁有私營企業、私人物業、樓房、財富等，更將「私產」的小原則確定，雖則公私營可並存，更在有需要時可「國進民退、共同富裕」。
開放者，是設立多個經濟特區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技術、和先進的工作方式去重建國家。筆者認為最重要的特區，便是當時已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有學者研究，當年近八成的外資，都是經香港進入國內的。難怪鄧公絞盡腦汁，要為香港的回歸努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台灣亦重要，但不及香港。
筆者有幸適逢其會，親歷過多個港資、台資和其他外資的項目，輕、重工業皆有。改革開放的極大成功有四大要素：其一、是大量資金的引入，其二、是外國的關稅優惠，其三、是外來中高級管理人員之參與，其四、是國內人的積極配合。
資金的引入，除了是私人企業的資金，同樣重要的是國家級、或跨國級金融機構的貸款，低息或甚至是免息，例如G7多國包括日本、德、英、法、意等，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亞洲發展銀行等。而外國的關稅優惠，在中國加入世貿（WTO）前是極重要的，尤其是美國和歐盟的優惠。因為中國的經濟起飛，成為崛起大國全靠出口貿易，當年和長年的關稅優惠，是絕不可缺的。
外來中高級管理人員的實地參與，對培訓新一代國內人來講，亦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當年國內高校仍在半恢復狀態中，就算新一代的畢業生，亦需要有經驗的人去指導，尤其是香港人，因為同聲同氣、同文化和近在咫尺。筆者所見，當年香港的工廠北移是傾巢而出的，每日深圳過關人如潮湧，港人對國家的建設實功不可沒，這再說明鄧公的高瞻遠矚，要讓香港平穩過渡。
國內人的配合，是普遍國民對改革開放的認同、積極參與，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對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充滿希望，亦聽從鄧公的教誨：虛心學習、韜光養晦、不要未富先驕，切勿讓人家厭惡，甚至將中國視為敵人。
由鄧公復出至他逝世前的約20年間，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穩步上升，但仍只是在脫貧階段。到了1997年他逝世、亦是香港回歸之後，在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治下的約16年間，GDP升勢經歷了典型增長曲線（logistic curve，邏輯斯諦曲線）的中段、幾何式的高增長。
在成功加入世貿（2001）後，中國GDP很快便超過英國（2006）、追上德國（2009）、趕過日本（2010），當時國內開始有不少聲音，吹噓很快便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一哥，但現實是16年過後的今天，跟美國仍有一大段距離。
GDP總數 人均GDP排87
在超英追德的2006年，CCTV（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共12集的《大國崛起》，是套極受歡迎的節目，大大提高了國人的自豪感，只可惜，《大國崛起》節目中滿布錯誤的歷史資料，似是而非或嚴重過時的歷史論述，亦為一些無知的國人，提供了夜郎自大的吹牛彈藥。
謙遜是中國人一向的美德，但鄧公死後不及十年，他的韜光養晦教訓，便被國人忘掉得一乾二淨，雖然仍有溫家寶、李克強等領導人的提醒，如溫氏在2003年哈佛大學、李氏在2020年記者會上講的，中國要到2049年，才能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還需幾十代人的奮鬥。中國這個14億人的大國，在2020年尚有四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大國。
中國GDP之大，主要是人多所致，而美國人口只是中國四分之一，但GDP卻是中國的一倍半有多。若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Per Capita GDP）計，中國排名甚低（第87位），只及智利、格魯吉亞、泰國水平，遠遠低于美國、台灣、香港、德國、加拿大 、英國和日本。人均GDP是一個較準確的指標，反映出國與國之間人民的生活質素、經濟能力和貧富不均的程度。
中美新冷戰的現實
其實不少歐美國家、學者和個人，一直對中共都是十分友善的。以加拿大為例，為中共鞠躬盡瘁的白求恩醫生（Norman Bethune，1890－1939），便被毛澤東稱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自1961年大躍進開始，加國便不理會美國的禁運、長期提供中國大量小麥，以舒緩糧食短缺。而在中美建交（1979）之前，有「美國漢學之父」之稱的費正清（哈佛教授，John K. Fairbank，1907－1991），他在二戰時已是中共的同情者，在戰後的美蘇冷戰期間，長年都是個國際公信力高、為中共說好話的學者。
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在入世貿之前，美國無論是誰執政，民主和共和兩黨都頗一致地，盡量幫中國復興，甚至在89民運之後。當年西方的整體主觀願望，是和平演變中國，先讓它脫貧、自立，然後再慢慢改進。令美國人大失所望的是改革開放造成一個暴發戶的中國，它又重蹈日本當年「大款」的覆轍，未真富、便先驕起來。
日本當年對自己的暫時成功沾沾自喜， GDP超英趕美，自視為世界工廠，更自豪是抄襲高手，然後到處大灑日圓，甚至取笑和挑戰曾幫過它的美國，亦挑戰全世界。但兩三個回合過後，日本便被打回原形，經濟一直停滯了好幾十年。
在超英的2006年之後，中國的GDP增長是驕人的。西方和亞洲各國面對中國的崛起，特別是巨大的貿易逆差，以及中國軍力的膨脹尤其是海軍、如首艘航母遼寧號在2012啟航，所以在2010年代開始，「中國威脅論」便被較認真地討論，美國更開始視中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奧巴馬政府於2011年尾，遂提出了「重返亞洲」的戰略考慮，這便是目前中美新冷戰的起步點（見筆者前文〈中美新冷戰〉，2020年8月5日）。
新冷戰的頭五年，由奧巴馬任內至2017年，相方的交手無論是軍事或經濟，都是較克制和低調的，但到了特朗普做總統時（第一次，2017至2021），他便大開殺戒，對多國、特別是中國，徵收一連串的高關稅。特氏對關稅情有獨鍾，誤以為是救國良方，他主要的幕僚是加州大學（UC Irving）教授納瓦羅（Peter Navarro，1949出生），他是個保護主義信徒，倡議用高關稅增加國庫收入、逼使工業回巢，並可打壓中國，曾出版《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2006）和《致命中國：中共赤龍對人類社會的危害》（2011）等。
拜登總統（任期2021至2025，在特朗普兩任之間）更加碼對中國禁運尖端科技，尤其是頂級電腦芯片和製造該類芯片的母機。特朗普回朝後 （第二任由2025起），他除了繼續打壓中國外，更撕毀了與多國的盟友關係，如加拿大和歐盟各國，對他們徵收多項極高和不合理的關稅，且不惜以武力要脅。由於特氏與普京的特殊友好關係，他對中國已稍為鬆手，但仍繼續禁運尖端科技。
中國的大國崛起，惹來歐美和亞洲多國的猜忌、防範，這是《孫子兵法》中「打草驚蛇」的大忌。美國先發制人，在中國羽翼稍豐時已出手，現時連國人到美國求學也受到限制。到此際，美國國內左中右各政黨和人民，都已對中國提高警覺，尤其是特朗普和他的MAGA（美國至上）極右派，堅持認為中國一直以來都在揾美國的笨，估計中美冷戰仍會持續一些時日。
世界新秩序下的中國
加拿大總理卡尼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和「中級強國」概念，或許會對中國有利。卡尼認為中級國之間，應考慮採取「靈活勢態」的結盟，用有針對性、以個別領域甚至是個別項目、不拘泥意識形態的結盟，才有可能有效地抗衡霸權大國如美國。中國是大國、還是中級大國？筆者認為國力的大小，至少有幾點考慮：GDP、人均GDP、核武、航母數目。
以GDP計，中國肯定是經濟大國，但以核武和航母數目計，中國只算是中級強國、與英法等國同級；若以人均GDP計，中國便只徘徊在中級國的下層，更似是發展中的國家。筆者認為，在GDP和人均GDP圖中的列國，GDP只及德國的各國、和人均GDP高過智利者，皆算是中級國，所以，可結盟的對象是頗多的。
中國和加拿大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出口的依賴，且多年來都是以美國為最大顧客。加國較重、在70%以上，因為加美是毗鄰，油氣管道、鐵路和公路網絡是聯通的；中國較輕，但估計（包括經香港轉口）亦有30%或以上之譜。雖然在特朗普的高關稅下，中國在近年對美國的出口已驟降，但由於現時暫緩執行高關稅，2026年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會有頗大的回升。
由於加拿大對美國的依賴，在流氓賊匪特朗普眼中，他便以為加國是個可輕易欺凌的對象，但卡尼是個老練的財金高手，以目前他對特氏的見招拆招和反擊，可看出他早已有一套周詳、不動聲息的防守和反攻策略。防守者，便是與全球各國達成多個協議，減低對美國的依賴。反攻者，是收緊或停止供應一些關鍵物品給美國，如原油、石油氣、電力、鋁材、汽車零部件、鉀肥、結構木材等，每項都可立竿見影、拳拳到肉，會做成美國的物價和通脹暴升、工人失業、農民叫苦連天。
中國出口主要是中低價日用品，而減低對美國的依賴，部署比加拿大便更早，現時出口已降至可控的10%至30%水平，但要拆解美國在高科技對中國的牽制，就算有稀金屬做暫時的武器，仍務須加強與其它中級國的結盟，因為高科技絕非美國的專利。
美國在國際上的真假獨大，已由狂妄愚昧的特朗普一鋪玩完了，他讓各中級強國都醒覺過來，若美國憲法／法規不改，將來再選出一個流氓騙子總統、比特氏更差的亦有可能。如何自保、應對？
卡尼認為應對的上策，是用有效的結盟，就連中級國如加拿大，亦會有足夠的能力與霸凌大國周旋。
當然，美國仍有超強的軍力，但今天畢竟不是18、19世紀，就算用炮艦／炮彈外交，如現時的伊朗、委內瑞拉、古巴或格陵蘭，都不一定奏效的。在孫子兵法中，以小勝大的招數多的是，現代戰爭例子亦不少，如越戰、阿富汗，和打了四年仍膠著的俄國侵略烏克蘭。剛起航的特朗普對伊朗開戰，飛彈空襲是一回事，但派地面部隊入侵又是另一回事。
中國與俄國和伊朗的友好關係，是令不少國家擔憂的，所以加拿大的結盟策略，對中國的參考價值不大。但中、加兩國剛達成的新合作，便正正就是有選擇性的合作，針對降低雙方某些貨品的對等高關稅，如電動車、油菜籽、食肉、液化天然氣等，實是一個靈活合作的好例子。
中國往何去？筆者認為，若能利用這世界秩序重整的機遇，與更多國家結盟，是百利而無一害的。而現時的美伊大戰，中國要小心行事，若大力協助伊朗而得罪特朗普、或眾多該地區的親美國家，似弊多利少，要三思而後行，流氓總統此仗似乎志在必得。
中國自身的進一步現代化，筆者認為有必要切實地參考各國的成敗經驗，如在航天、機械人、電動車、高鐵等領域，檢討一些投資大、風險高、但回報低或不明確、明賺實蝕的大項目，優化甚至擱置，將資源投放在較務實、經濟效益大和有保障的工農商業上，定能提升人均GDP、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質、縮短貧富差距，國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