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珠海學院黃廷方．信和一帶一路研究院於5月16日舉辦「特朗普時代中美之爭」研討會，從金融、地緣政治和香港角色分析中美博弈的影響。
EUROCLEAR集團亞太區策略顧問李建英認為，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依然佔據無可撼動的地位，這並非偶然，而是制度穩定與全球信任累積的結果。即使美國債務龐大，其金融機制與政策的靈活性仍具壓倒性優勢。人民幣雖具潛力，但要成為通用貨幣，仍需要時間與結構性轉變。香港作為人幣國際化的橋樑，在未來金融格局中將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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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英：美元仍據主導地位 人幣國際化港戰略角色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IS）2022年4月的調查，全球每日外匯市場交易額高達7萬多億美元等量，而美元佔據當中88％的交易。李建英形容這種現象如「美元是茶壺，其他貨幣是茶杯」，即全球不同貨幣皆需與美元互動進行交易。即使每筆交易包含兩種貨幣，美元仍在絕大部分交易中佔一席位。相比之下，人民幣僅佔7％，排名第五，落後於歐羅（31％）、日圓（17％）及英鎊（13％）。
在國際支付領域，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統計，美元仍為全球最常用的支付貨幣，佔比約49％。儘管這一比例較外匯市場略低，但仍顯示其強勢地位。李指出，歐羅的使用比例則由過往的48％急跌至21％，可能與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貿易改變有關。歐盟過往以歐羅向俄羅斯購買能源，如今轉以美元跟美國及中東交易，加強美元地位。至於人民幣，在SWIFT中僅佔4.1％，其中大部分來自香港。李指出，香港的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RMB RTGS）每日交易額已增至逾33000億人民幣，比七、八年前成長三倍，反映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戰略角色。
美元為國際經貿穩定基礎
作為儲備貨幣，美元同樣居首，約佔全球外匯儲備的58％。相比之下，人民幣僅佔2％至2.5％，差距明顯。李建英認為，這體現了美元的即時可得性（Ready Availability）與載體貨幣（Vehicle Currency）角色，為國際貿易與金融穩定提供基礎。
李建英強調，此番分析並非渲染「金融之戰」，而是希望透過數據呈現現實的貨幣格局。他指出美元之所以主導，不僅因為其總量大，更因其在國際間高度流通，具備即時交易能力與可靠支付機制，是目前任何其他貨幣難以取代的全球「通用語言」。
美國債36萬億 還得起？利息可控？
李建英指出，美國國債作為市場主要的抵押品，對金融市場穩定性至關重要，問題關鍵不在國債規模大小，而是利息支出是否可控。目前美國GDP為29萬億美元，M2貨幣供應僅約20萬億美元，貨幣流通速度須達1.5倍才能滿足經濟需求。華府每年須支付約1.2萬億美元利息，佔財赤（1.8萬億）的三分之二，美國目前的策略是壓低利率，包括要求聯儲局減息、發行零息百年債、推動美元貶值。
1985年美國帶頭落實的《廣場協定》（Plaza Accord）要求日本和歐洲升值貨幣。日圓在四年內升值100％，美元兌日圓由240円升至120円，但之後40年只升值64％。同一時期，瑞士法郎升值超過200％，但瑞士經濟並未受創，反而變得更好。所以，李建英認為升值幅度不重要，升值速度才關鍵。
澳紐貨幣匯率 反映全球經濟趨勢
李建英又提出一個非傳統的經濟觀察指標：觀察澳元兌紐元匯率的走勢，可以衡量全球經濟的擴張或收縮趨勢。當全球經濟擴張，對原材料的需求上升，有助推高以資源出口為主的澳洲經濟，從而帶動澳元升值。相反，當經濟轉弱，基本生活需求相對穩定，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新西蘭經濟表現較為穩健，令紐元相對堅挺。
近期澳元兌紐元由1.07上升至1.09，李認為，這已反映出全球經濟正處於溫和擴張階段。與PMI（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等傳統經濟指標相比，匯率變化具備即時性（ready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真實性（supported by real transaction data），且背後有穩固的經濟理論支持，因此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輔助觀察工具。
陳文鴻：歷史結構驅動 中美關係走向
在探討中美關係未來走向時，黃廷方．信和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陳文鴻教授指出，當前市面對國際格局的分析過於片面、即時，未能從宏觀歷史脈絡掌握權力演變的深層邏輯。
陳教授指出當前的中美關係並非簡單的外交問題，而是由歷史結構性驅動的結果。歷史上的帝國都遵循着擴張的規律，而中國因其特殊性，將成為對抗這一規律的主要力量。在未來的國際格局中，中美矛盾將成為主軸，影響全球的政治與經濟走向。
陳文鴻強調，從拿破崙時期到19世紀中期的歐洲，由於內部競爭壓力，各國不得不向外尋求擴張的空間，這正是帝國之間矛盾的根本驅動力。當時拿破崙試圖統一歐洲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隨後歐洲形成了幾個主要的勢力範圍：英國、普魯士（後來統一為德國）、俄羅斯、奧匈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其中英國依靠海權建立了全球殖民體系，而俄羅斯則向亞洲腹地擴展。德國則因地理位置被困於歐洲中部，只能通過內部的鬥爭謀求發展。
美俄競爭屬英俄對峙延續
直到19世紀，英俄集中於歐亞大陸的分界線上競爭，由於阿富汗是進入印度的關鍵通道，因此成為兩國爭奪的核心地區，戰線涵蓋了黑海、印度洋，乃至中國新疆和西藏，構成了當時地緣政治的主要矛盾。英國通過控制印度來遏制俄羅斯南下，而俄羅斯則試圖突破黑海和高加索地區，進一步擴展到印度洋。這種南北對峙的格局，成為19世紀最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之一。陳教授指出，這條戰線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義，當前美國與俄羅斯在中東、中亞的競爭，實際上是19世紀英俄對峙的延續。
陳教授認為，二戰實質上是歐洲列強之間的內部競爭，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的失敗導致歐亞勢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為美國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二戰後，美國通過接管歐洲列強的海外殖民地，建立了全球性的霸權體系。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設置，實際上是戰勝國「分贓」的結果。冷戰時期，美蘇的對抗實際上是二戰後歐洲內部矛盾的全球化延伸。
冷戰期間，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陳教授指出，美國在全球建立的駐軍體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來得廣泛和深遠，軍事基地遍布全球，無論是初期針對蘇聯的軍事部署，還是後來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美國的軍事擴張始終是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美結構性矛盾不可避免
陳文鴻提到，美國在冷戰後期與中國聯合對抗蘇聯，同時壓制日本的崛起，這是中國快速崛起的重要背景之一。然而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逐漸將戰略重心轉向中國，並試圖通過聯合印度等國家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陳文鴻指出，相較於西方列強的帝國擴張，中國的地理環境和經濟優勢使其在長期歷史中不依賴對外殖民。中國的擴張歷史，止於唐朝的塔拉斯戰役失敗和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政策。這種特殊性，正是中美矛盾的根源之一。美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帝國，不斷尋求擴張，無法容忍中國的崛起，而中國的發展又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成為美國擴張的主要對抗者。這並非短期現象，而是深刻的結構性問題，這種對抗最終可能演變為一場「生死之戰」。
他還指出，除了中美之間的直接競爭，印度、印尼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中東地區的持續動盪，都將對未來的國際格局產生重要影響。美國可能會聯合其他國家來對抗中國，就像冷戰時期聯合中國對抗蘇聯一樣。
「特朗普時代中美之爭」系列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