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企業主席王石：我感覺到香港人的複雜心情

 

 

 

 

我這次接受香港科技大學（科大）邀請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科大在亞洲排名第一，第二因為陳慧珠女士（科大商學院前副院長，編按）很有誠意。幾年前我在台灣講演，她來請我去科大教書。我問她為什麼不來深圳找我，要老遠來台灣。她說在深圳很難找得到我。其實我最希望還是到大學講課，不是講演。因為講演是不收費的，無論講得好不好，人家都會給你鼓掌。講課可能總共要講16個小時、兩天半，而且是要付費的。學生來聽你的課，如果講得不好，他們會刺你。（眾笑）講演，交流少一些，更多是付出。教學可以跟學生交流更多，收穫更大。少年、中年時代，我很嚮往成為教授，在大學講課。雖然有這種想法，但國內來說，清華、北大這些名校，我們這種企業家，往往只可以去做一個講演而已。我卻希望更多的去講課。

 

我在大學的教學生涯是在科大開始的，給我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希望60歲至70歲，有更多的經歷用在學校。所以我2010年到過科大做客座教授後，2011年1月份又去了哈佛大學進修，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總結自己的經驗。我不希望講自己的故事很好聽、講得很興奮，大家也聽得很興奮，但過後就都忘了。

 

在科大教了一年書之後，我知道應該如何在大學教書，於是也接受邀請，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書，課程是《企業倫理》。後來周其仁教授邀請我去國家經濟研究院，參與一個活動。參加完了，周教授說給我一個聘書，我就接受了。兩年前新加玻國立大學商學院又把我聘進去。科大第一次聘用我是一年，第二次聘兩年。我的教學是在科大開始的，在此我表示感謝。（鞠躬，眾鼓掌）

 

我創業和香港是什麼關係呢？我1983年到深圳，1988年萬科股份改造，顧問公司就是香港的新鴻基證劵公司。這個公司已經不存在，當時屬於本土企業，做得相當大。萬科的五個發起股東，除了我，全都是香港人。這裏不妨介紹一位劉元生先生——如果喜歡音樂的，應該知道他。他是香港管弦樂團的董事局主席，也組織了香港愛樂團，擔任主席兼團長。我到深圳三年前，即1980年，在廣州一個音樂會上，劉先生與廣州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我喜歡聽音樂，聽了他這個《梁祝》，興奮不已，就到後台找他去，表示我的欣賞，就這樣認識了，他還送我他灌錄的《梁祝》錄音磁帶。

 

我80年代在深圳創業，沒有熟人，也不懂得做生意，就想到他。他本身是個生意人。我們知道在國內，要做生意就做生意，做音樂就做音樂，當官員就當官員，不過劉先生這個業餘，可能比專業還聰明。他從小拉小提琴，30年前是香港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但自己本身沒有專門做音樂。我希望他指導我做生意，就這樣我們成了生意夥伴。

 

股份改造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股票。當時劉先生說了一句話：「我本來不想投資，但看到你想創業，我支持。」

 

公司改造成功後，其他三位股東，陸續把股票賣掉了。那時候萬科市值2,800萬，劉先生持有的股票，值400萬港幣。他一直沒有賣，到現在都沒有賣。當年的400萬，現在成了多少呢？現在是40億。所以有人說，劉先生是中國的巴菲特。當然我們現在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香港回歸，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專門到香港來，看到英國國旗下去，中國國旗起來。那時候陰雲密布的，我能感覺到香港人不確定的心情。英國人把香港視為東方的明珠，英國治下港人安居樂業，已經習慣了。當時很多香港人移民，劉先生也移民加拿大（後來許多人回流，是後話了）。香港那種複雜的心情，我們作為鄰居，來學習，來借鑒，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我們看到了關於遊客的各種行為。這裏我的經歷可以談談。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一次和劉先生幾個人搭出租車，我喝完可樂，窗戶一搖就扔出去，很習慣。當時司機就火了，恨不得車停了把你轟出去，場面就非常尷尬。我說我沒犯什麼錯呀，在大陸很正常的嘛。好在劉先生兩邊勸，沒有發生什麼衝突，司機沒有罷開，到地方就下了。當然我這個行為早就改了（眾笑），但是現在這麼蜂擁而來的大陸遊客中，肯定有這樣的人。再加上擁擠，再加上經濟形勢不大好，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我是很理解的。

 

 

香港有國際化的優勢，這優勢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如果深圳與香港聯手起來會怎麼樣呢？香港有個比較優勢，深圳的發展不是偶然，是學習、借鑒香港。

 

畢竟大陸改革開放了35年，大陸13億人，這一點香港應該好好準備。這方面，我覺得新加玻結合得非常、非常好，各方面優勢也發展得比較好。香港這方面我覺得還需要提高。

 

我還想說幾句話。香港現在確實競爭力在衰退，深圳，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GDP 就超過香港。不過，就長遠競爭力而言，深圳有深圳的不足，比如大學教育的水平，與香港差距仍然非常、非常大。香港有很多優勢，中國大陸太浮躁，老是看誰的樓蓋的高，實在香港有很多很多值得借鑒。中國轉型當中，如何向效率型轉，向一個穩定的公民社會轉，香港很值得借鑒。今天藉這個機會說說我的心裏話：如果不向香港學習，香港沒有什麼損失，損失的是你自己。

 

再說中國環保組織阿拉善（SEE），2004年成立。深圳分會比較活躍，去保護紅樹林，指標是香港的米埔。米埔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成立、保護的濕地。雖然不大，卻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現在深圳的紅樹林90%已經毀掉了。如此下去，深圳就沒有紅樹林了。要保護這10%的紅樹林，指標還是香港。

 

我今天（2015年10月23日）上午在深圳，剛當選為深圳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深圳是一個改革開放的城市，NGO 在全國而言是走在前面的。深圳每一萬人有八個 NGO；國內其他城市，每一萬人還不到兩個。量度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和穩定，是要看這個社會 NGO 的數量。你們香港呢？（有觀眾舉手）10個？還有沒有人要嘗試？我告訴你們，每一萬人有26個，應該是亞洲最高。深圳在國內遠遠走在前面，和香港比，差一截呢。

 

 

我是2002年登的非洲的乞力馬札羅（Kilimanjaro）。那一年我已決定要登世上七大洲最高峰。那次攀登的經歷給我一個轉變。我讀海明威1936年的小說，提到山峰有雪，就奇怪非洲的山怎麼會有雪？其實很簡單，就是很高嘛（眾笑）。它本來是一座一年四季白雪覆蓋的山峰。但我去了，峰頂也並沒有雪。為什麼？也很簡單，氣候變化。那我就來問，我、我的企業、中國和這個氣候變化有什麼關係？一查，關係非常明顯，就是碳排放、森林大量砍伐。

 

我是發展商，大量用水泥、木材，但我發現很多木材，都是非法從熱帶雨林砍伐而來。熱帶雨林的木材，70%運來中國，當中又有70%用到建築工地。建築工地中，70%是住宅。萬科是中國最大的住宅開發商，肯定和（氣候變暖）有關係。

 

那我怎麼辦？我就找上綠色和平組織。那時組織的北京幹事是香港 guy。不是 gay，guy（眾笑）。這個香港人是盧思騁，我一見面就表露身分。他知道萬科，也知道我，就很驚訝，說你來找我幹什麼？大陸的每一個大企業都躲我們呢。我就把我登乞力馬札羅的感受告訴他，我說我知道就算我不來找你，有一天你也會來找我，那不如我自己來找你。

 

他一聽很開心。我問他怎麼辦？他說，我們組織不負責怎麼辦，反正你環境破壞，我就打你，你怎麼解決，我們不負責。（眾笑）他就把我介紹給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讓他們來跟萬科聯繫，探討如何減少木材使用、保護熱帶雨林。

 

中國從2007年開始制定美國綠色建築標準。2009年的綠色三星環保項目，百分之百是萬科的，給一下掌聲。（眾鼓掌）

 

（笑）其實當年只批了一個項目，只有萬科一個項目。到了2010年，就有許多企業達標申請，萬科的項目佔比減少到了50%。到去年（2014年），我們佔38%。

 

萬科的市場份額是多少呢？2.5%。也就是說，市場上綠色三星項目的佔比，萬科最多只有2.5%。所以萬科不只自己做，也在市場上、在行業協會去推廣。比如說我們有個行業協會叫中城聯盟，有60家開發商。現在75%的綠色項目，是中城聯盟開發的，包括萬科佔的38%。我們是這樣走出一條綠色環保之路。

 

 

那我談談第一次登珠峰像到了天堂的那種感覺。當時離到頂峰，還有200至300米，按理20分鐘可以走到，我突然走不動。因為當時的氧氣走得太慢就不夠用，我的嚮導回頭一看，說王先生你沒有氧氣——難怪我肺快炸了，走不動。嚮導就把我的情況報告山下的總指揮。總指揮下令撤。不過實際上那個時候，下撤也很危險，繼續登頂也危險，那我就上去再說。

 

到頂峰了，實在沒氧氣了，就做兩件事。第一件是展旗，第二件是「取證」，就是拍照。一張可以 PS 嘛（用 PhotoShop 等軟件改圖，編按）。要360度環拍，證明自己上去了。那你想了，這個時間下來，差不多30分鐘，就趕快撤了。

 

 

下撤了，當時總指揮焦急了，他說：「王總，在8,700米的位置上，我們放了兩瓶氧氣，只要你撤到那個位置上，沒問題的。」那你怎麼拚死都會拚到那個位置上呀！

 

——到的時候啥都沒發現。（眾大笑）那時我走的狀態開始發生變化。我走着走着就發現，突然後腦勺很溫暖，好像溫煦的陽光照你的感覺，溫暖着就到了前面、臉頰上、到全身，感覺美滋滋的。感覺上只要你坐下來，閉上眼睛，你一定是很美妙的……很美妙。你真的是不想張開眼睛，如果有天堂的感覺，那就是天堂的感覺。

 

當然還是有聲音提醒你說：很美妙呀，但是你要選擇，是生活在不太美妙的世界上呢，還是要去美妙的世界。當時我還是清醒的，寧願待在這個不太美妙的現實生活當中。我沒有停步。不是不掙扎的，真的是很舒服。這個時間持續了20多分鐘，後來感覺又是風又是雪，又是很難受又是呼吸困難。沒氧氣嘛。

 

我那個嚮導還是很老練的。實際到8,000米以上，就會見到兩樣東西，一樣是空的氧氣瓶，一樣是遇難的登山者。嚮導見到空的氧氣瓶就撿，掂着有氧氣就給我換上。就這樣一路撿氧氣瓶，到8,600米上，撿到了一罐，還有三分之一，就給我換上。

 

8,000米上看見的遇難者，面部表情都非常安祥，甚至把手套、帽子擲掉。實際上登珠峰讓我感到死亡並不恐怖。第一次登珠峰是從北坡上去，這是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