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山校長：帶領香港高等教育邁向新紀元

系列文章：十大校長訪談錄

踏入90年代初期，隨着嶺南、浸會、理工逐一升格成為大學，加上科大的創校，標誌着香港高等教育發展揭開新一頁。千禧年後，高等教育的改革未曾間斷，其一便是大學由三年制走向四年制。香港公開大學（下稱公大）校長黃玉山教授不但目睹香港高等教育的轉變，更曾參與其中，帶領香港高等教育邁向新紀元。

黄玉山校長的人生方向一直徘徊於從事教學和科研。大學畢業後，黄校長回到母校威靈頓中學任老師，視教學為終身職業。其後在加拿大修讀博士時，因對科研產生興趣，曾一度決定留在加拿大委身科研。輾轉之間，黄校長因渴望貢獻華人地區，毅然回港，重燃委身教育的心志，曾在香港多間大學任教，現為公開大學的校長。

黄校長在香港土生土長，中學時就讀威靈頓中學，其後升讀浸會學院的生物系。在大學的經歷中，黄校長感受能與學生一同成長的快樂，從而對教育產生濃厚興趣。因此， 1972年畢業後，黄校長回到母校威靈頓中學擔任老師，與學生建立熟絡的關係，因而十分享受當時的教學生活。為了長遠從事教育工作，黄校長希望取得更高學歷。由於浸會學院當時是私立學院，香港政府尚未認可，故此黄校長擔任老師一年後遠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修讀碩士學位。

黄校長指，因昔日在香港讀書時喜愛參加學生活動，導致成績差強人意。但是在加拿大留學的時候，發奮圖強。不但取得八科甲等的優異成績，科研進行順利，更在1977年於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發表第一篇論文，故將原定在碩士課程畢業後回港的計劃拋諸腦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課程。黄校長在麥基爾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曾發表八篇國際性文章。在從事科研的幾年，黄校長漸漸對科研產生興趣，改變原來從事教學的夢想。然而，黄校長的心底裏仍埋藏着對從事教育的一份執着，這份執着不但影響他的一生，也為黄校長日後從事大學科研和推動教學改革埋下伏筆。

當黄校長修畢博士學位後，已收到三封聘用信。他最終選擇前往多倫多大學擔任教授。其後，他卻因愛國之心，「不想成為老華僑」，懷着對服務華人地區的堅持，故此回港工作。他原定計劃留港工作一至兩年，一旦不習慣香港的工作模式便重返加拿大發展。回港初期，因香港發展科研的資源有限，引致黄校長未能全力進行科研，取而代之從事大學教育，並在理工學院任教生物系，加上因享受香港的生活，決定留港工作。黄校長稱，這是人生中難以預料的轉變，因當時身邊很少朋友會選擇回港。

在理工學院任教五年、在中文大學任教三年，黄玉山在偶然的機會下，獲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的邀請，成為科大創校教授。當時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常提及科大創校是「夢想」，源於科大校舍當時仍是一紙草圖，未曾完工，加上香港被視為文化沙漠，竟然要多建一間大學，故此很少人相信科大能成真。再者，科大仍處於起步階段，尚有很多事情未能盡善盡美，需付上不少心血和時間。但是，全因對這份夢想的堅持，黄校長願意為此背水一戰。

為了令科大這份夢想實現，黄校長廢寢忘餐。他笑言，現時立法會的「飯盒會議」，早已在籌備科大時出現。因科大未有校舍時，在尖沙嘴租用辦公室，科大校長吳家瑋吩咐員工到附近買飯盒，然後一同開會，席間便能決定很多事情。

除此之外，黄校長在科大創校時，需負責購置儀器、招生、課程發展、設計實驗室等事務，有時更要到美國邀請教授加入科大。黄校長對於游說張立綱教授加入科大一事，仍然記憶猶新，因科大曾三度邀請他回港任教，他卻認為香港的土壤不適合，亦曾向黄校長潑冷水。話雖如此，張立綱教授最終還是受他們的熱誠感染，決定回港。看着這些成果，黄校長稱「很回味那段時光」。

從一紙草圖至現今國際知名，故此黄校長認為，科大創校是人生難得的經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經歷差不多十年的時間，科大已在香港高教育的土壤中扎根，黄校長亦由創校教授，在1997年晉升為協理副校長（研究及發展）。翌年，他又獲委任為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大學拓展）。直至2014年4月，他成為公開大學的校長。他表示，「到每間大學任職時，他均希望做到退休，沒有預期轉學校。」

黄校長認為，昔日服務香港多間公立大學的經驗，對他現時服務公開大學大有裨益。因為在公立院校從事教育發展、提高課程和師資的質素、處理學校的行政，與在公開大學需要處理的事務有很多相同之處，所以從其他院校得來的經驗，均能在公開大學中學以致用。

黄校長年輕時除了在香港高等教育發展上不遺餘力，他亦曾參與社運和保釣。黄校長認為現時學生參與社運，源於學生與其他社會階層均需關心社會發展。由於學生年紀輕，理想主義強，故此參加社運是很正常的。對於是否希望公大學生會在社運中扮演帶領的角色，黄校長表示，「作為大學校長、教授，他全力協助學生的成長。至於參加活動的積極程度、站得有多前，不應由他鼓吹或阻止，這是同學的個人發展。」

香港高等教育始於1911年，因該年有首間高等教育學府香港大學的成立。經過百多年的發展，大學數量不再寥寥可數。黄校長指出：「昔日香港只有一間大學——港大，開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公務員。其後因1949年內地的新移民湧入，知識分子和教會學校均遷至本港，高等院校的數量漸趨增加，60年代初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但當時的中大規模仍小。時至今日，隨着知識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大學學額，故此現已供不應求。」面對目前只有約18%的偏低大學入學率，黃校長認為：「政府改變政策，從只發展資助的大學課程，改為發展半自資大學課程和自資院校的方向是正確的，亦能改變高等教育的生態。」

踏入千禧年，三三四的教育改革隨即展開。直至2012年則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分水嶺，因大學由三年制課程改為四年制課程，標誌着大學規模的提升。黄校長強調：「表面上，政府資助的大學只能為18%的中六學生提供學位，但是實際上大學的辦學規模已增加三分之一，所以是很大的成就和突破。」

黄玉山校長表示：「三三四學制為大學課程帶來革命，由職業訓練，變為加入通識，並非只有本科，有助擴闊學生的視野。」除了課程的改革，「三三四學制為大學的硬件和設施帶來飛躍，例如港大、中大、科大均興建了新教學大樓，設施漸趨精緻、實用和進步。」還有，「三三四學制促進香港高等院校與內地的實質性合作。因有更多的高等院校往內地開設分校，如浸大在珠海建立分校；中大在深圳開設分校；科大在廣州南沙成立分校等，而公大則正探討與內地高等院校合作的機會。」

縱然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很多成就，但是亦有美中不足之處。黄校長指出，同學的視野仍然狹窄和冒險精神下降。他以自己孤身前往外國讀書的經驗為例，他往外國留學除了希望提高學歷，也希望增廣見聞；反觀現在的學生，即使有機會出國留學，仍希望留在香港，缺乏出去闖的心。

另外，黄校長認為：「國際化並非有更多海外學生入讀，反而是香港學生選擇前往海外讀書，竭力了解國際間正發生的事情，培養對不同文化和語言的興趣。不但要增強國際視野，更要關心自己的國家，因為香港也是國家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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