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那天，是正月初十。天氣陰陰冷冷的，還下着微雨。
坐港鐵到西營盤去，下了車，沿着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旁的小路往上走，就是城西公園，只見三三兩兩的老人家在運動，走過公園，就是列堤頓道。
踏進羅卡、汪海珊的家，只見一室皆花──大部份是水仙。
「那有情人節送水仙的！」珊姐其辭若有憾焉，其實可能心喜之。
她端出已煎好的糕點，放在茶几上。
我和卡叔坐在沙發上，邊吃東西、邊喝茶，便開始聊起來。
我們從他的學生時代談起……
數理根芽藝文栽
少年時代的羅卡，一直在澳門生活，德明中學畢業後，才到香港唸書。時為1957年，他以自修生的名義報考崇基學院，進崇基後，唸的是數學。當時的數學系，要做很多習作，不停的計數，令他逐漸失掉學習的興趣。
「不過，無論如何，大學教育起了啟廸思維的作用。」羅卡說。
大學三年級時，他投稿《大學生活》，又去聽講座，開始接觸文藝、哲學，他特別喜愛閱讀思想性的作品，也喜歡看電影。
1961年畢業後，原打算去當教師，因為認識《大學生活》的社長、主編林悅恆的關係，陰差陽錯，進了《中國學生周報》。
「我拿着林悅恆的咭片，去見《周報》的社長胡菊人。然後就上班了，第二日已經要出去做採訪。」羅卡說。最初是當記者、助理編輯，幾年後才當上總編輯。
羅卡接着說：「進入周報之前，我熱衷於數理和現代哲學，與殷海光的弟子林悅恆、羅業宏、黃展驥很談得來，經他們指點，嘗試研讀西方分析哲學、邏輯學、行為科學。進入周報後，好像踏進全新的領域，培養出對文學藝術的興趣。」
他先是認識了陸離、張浚華等同期編輯，大家並肩作戰；稍後又認識了由台來港的戴天、蔡炎培、邱剛健，並愛讀他們的詩，大家成為好友。
那時，他喜歡閱讀大陸翻譯的電影理論書，以及評論電影的刊物如《電影藝術》，也愛看台灣的文藝刊物，如《現代文學》、《現代詩》，獨立評論如《文星雜誌》、《自由中國》，逐步擴大了個人的思想領域。為了編好電影版，又經常訂閱讀西方的電影書刊。
《周報》的讀者對象，主要是中學生和知識青年，內容既有生活與思想、社會評論、文學藝術（包括電影）欣賞，又有詩、散文、小說的創作；有輕鬆的「英文版」，亦有諧趣的「快活谷」，園地完全開放，讓讀者投稿。當時既邀約名家如唐君毅、余光中、柏楊、朱西寧等供稿，又公開園地讓年輕人投稿，於是形成名家和中學生習作兼收並列的畫面。
羅卡回憶，《周報》就像一個大家庭，經常為讀者提供課餘活動，有學術講座、文藝創作班、戲劇和音樂小組，還有體育、旅行等，編者和作者一同參加，也有通訊員的設立，編、作、讀者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時的編輯，亦如教師一般，替學生改稿，甚至和作者通信交流，談文論藝，或閒話家常，因而培育了不少文藝青年。
最初，《周報》的電影版是總編輯黃碩儒編的，後來他移民，自1962年開始，羅卡便接替他編電影版，開始聚集多一些人，如陸離、西西、金炳興、戴天、陳任、震鳴、舒明、林年同、石琪、吳昊、梁濃剛、楊凡和杜杜等，可謂人才濟濟，經常搞專輯、組織座談會，1965-69年是電影版的全盛時期。1968年同人又組織了「大學生活電影會」，招收會員，公開放映電影和舉辦實驗電影展。
六十年代的中後期，是世界青年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如法國的學生運動、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香港也有六六年「反天星小輪加價」的青年絕食示威、六七年的「反英抗暴」……
六七年是個轉捩點，當年的暴動，令羅卡受到很大的衝擊，他感到很困惑，好像一直置身象牙塔內，與社會脫了節。現實的世界，不像藝術世界那麼理想，美好得讓人陶醉，它其實很嚴峻冷酷，充滿矛盾衝突和勢利醜惡，但羅卡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認識現實的更多層面。
1967年底，羅卡離開了《周報》，但仍在電影版寫影評。此後幾年，他多次轉換職業，包括幫忙邵氏朱旭華（朱伯伯）主編的《香港影畫》編寫專題；在《電視周刊》、《亞洲周刊》當過記者、編輯，同期在麗的電視兼職幕後；又在小型政論半月刊《知識分子》當上一人主編，「一腳踢」做了一年多，但全都未能持續下去。他切切實實地嘗到生活的不安定、思想無出路之苦。
甘苦隨緣眼界開
在這段日子裏，羅卡與《70年代》的吳仲賢、莫昭如等人來往較多。大家都是不滿現實的青年人，受到時局和友輩的影響，他也一度介入香港的社會運動，參加了《70年代》組織發動的反美示威，在美國領事館前、天星碼頭前靜坐抗議美國越戰升級。1971年2月初，為響應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反對美日侵佔釣魚台，示威者到中環的日本領事館抗議，羅卡負責策劃，為他們拍攝紀錄片，報導示威前的集會和現場被拘捕的經過，鏡頭下不乏難忘場面。
恆星戲院是香港最早期的藝術戲院，永熹影業公司的老闆莫玄熹與合夥人投得行將拆卸的新世界戲院，改名「恆星」，於1971年1月8日開幕，而且還在《周報》刊登廣告，自稱「影藝之宮」。最初搞得有聲有色，放映了維斯康提《異鄉人》（《陌路相逢》）、敕使河原宏《砂丘之女》等高格調的影片，其後因股東間發生意見，未能維持下去。羅卡在恆星戲院負責宣傳工作，發新聞稿、廣告稿。表面上風光，其實薪酬很低，工作環境又差。「每天在戲院天井的臨時鐵皮屋工作，密不通風的，天氣轉熱時只好赤膊上陣，做了大約半年。」他笑着說。
那些年，意大利是電影人心中的聖殿，不少電影的愛好者都往意大利跑。
六十年代後期，從意大利讀電影回來的劉芳剛，在香港的國泰電影公司任職導演。同期，《周報》的同道中人，包括石琪、吳宇森、林年同、趙德克、金炳興等，都先後進入國泰工作。金炳興曾當劉芳剛的助導，亦於1970年往意大利讀電影。朱旭華的公子朱家欣也曾留學意大利，讀的也是電影。
在朱伯伯和和金炳興的影響下，羅卡也有「朝聖」之意。
「其實是在香港苦無出路，唯有『逃出香港』。」他毫不諱言。
1971年7月，羅卡乘搭飛往歐洲的廉價包機，同機有《70年代》的吳仲賢和他的一群戰友。他們去的是巴黎，羅卡去的卻是羅馬。
當年，在意大利入學並不難，報讀公立學院學費很低廉。羅卡先在羅馬美術學院「掛單」，等機會進入電影學院，但身邊積蓄不多，課餘要找工作幫補生活，很不容易，他只能做散工。從中國餐館侍應、到煮中國菜，以及片場臨記、配音，他都做過。
那時，意大利受到西歐反建制運動的影響，罷工罷課無日無之，政經情況紛紛亂亂。電影學院的正規課程已停止開辦，只有少數師生自行開設短期課，免費授課之餘，還帶領學生拍攝有關社會意義的習作，即所謂“Teach in”。他平日自學意大利文，到電影學院聽“Teach in”課，參與拍攝過一部羅馬空氣污染的紀錄片。
羅卡住在窮學生和工人聚居的平民區，接觸到不少搞反建制運動和藝術的當地青年，體會到他們的迷惘、熱情和理想。他又到過巴黎探望吳仲賢等人，眼見他們過着公社式生活，他們輪流工作、互相扶持，學習社會政治理論。當年目睹他們的漂浮和苦幹，激動和喜悅，其後回港實踐群眾運動，得知他們的種種堅持、種種轉折，以及付出的代價。羅卡只是感慨滿懷，不知如何評說。
從貧窮但樂天的意大利平民生活中，他學會了在紛亂的環境中，如何平淡自處，亦從中學習到從藝和做人之道。
潮生潮落本尋常
1973年夏，羅卡從意大利回來後，在商台做節目寫稿，並在無線當兼職編劇。1974年，正式加入無線電視，搞編導和劇本創作，後來轉任行政，前後工作了十年。
那時，周梁淑怡在主政，栽培了不少創作、製作的人才，可說是無線的黃金歲月，也是創作最自由的時期。1975-79年間，匯聚了不少文藝青年當編劇、導演，如陳韻文、李碧華，吳昊、陳翹英、冼杞然、舒琪、方令正、李茜、許鞍華、嚴浩、譚家明、章國明、徐克、蔡繼光、卓伯棠……。無線可說是「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基地，培育了一批電影人才。1979年，徐克的《蝶變》、許鞍華的《瘋劫》、章國明的《點指兵兵》，已捲起了千堆雪。
談到這裏，他突然想起了「香港大舞台」。話說莫玄熹自退出「恆星」後，一直希望找到一間合適的戲院，再度大展拳腳，1975年，以平價租下即將拆卸的香港大舞台，找到劉天賜、鄧偉雄、汪海珊和羅卡合股，一過其戲院老闆癮。香港大舞台位於今天灣仔合和中心的原址，上座率向來偏低，被行家視為「大棺材」。他們偏偏不信「邪」，嘗試在灣仔建立一間街坊藝術戲院。開幕之初，上映花生電影《聰明狗走天涯》、黑澤明的《紅鬍子》足本，其後陸續推出諸如大島渚的《儀式》、杜魯褔的《偷吻》、《婚姻生活》，以及一系列專題電影展，花了不少精力，卻欠缺天時地利，仍是虧本。
他記得在一個氣溫只有攝氏四度的早上，十點半早場，放映《婚姻生活》，僅得一人購票入座，最終還是受勸「退票」──他淡淡道來，卻不無感慨。
戲院的最後一夜，特別選映波丹諾維奇的“Last Picture Show”作為最後一場電影。當晚九點半場，不少有心人聞風而至，前來捧場。「冷清得來亦甚有氣氛，大家屏息靜氣，欣賞這場告別之作。」羅卡憶述當年的情況，雖然是慘淡經營，但卻是人生難得的經驗。
香港藝術中心於1977年成立，而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則始創於1978年1月，由蔡繼光發起，羅卡、吳昊、林年同、磊懷、徐克、劉成漢、冼杞然等率先響應。當時的浸會大學院尚未有影視系，「中心」計畫開辦電影課程文憑班，期望培育電影人才。
1978年初，電影文化中心在藝術中心舉辦「中國電影回顧展」，放映三四十年代的經典國片20多部電影，由於影片是借來的，又不用付場租，賺了10多萬元，可用作「中心」開辦經費。同年2月正式開辦包括電影導演、編劇、攝影的文憑課程，可惜只辦了兩年，就因資源不足，只能化整為零。
當時導師的陣容強大，包括梁立人、陳樂儀、徐克、唐基明、鄒長根、嚴浩、方育平、蔡繼光、吳昊、邱剛健、羅卡、舒琪、劉成漢等。與此同時，中心亦定期舉辦各類電影文化活動，放映中外經典影片，推介本地的新人佳作，舉辦講座，以及出版會訊「電影人」。
陳榮照、朱嘉懿、陳果當年在中心任職或半工讀，以及其他學員柯星沛、林紀陶等，都因導師演的提攜進入電影界，其後成為專業製片、編導、攝影師。此外，還有盧子英、張偉雄、許素瑩、施潔玲等，至今仍活躍於電影界、文化界。
1983年，電影文化中心和藝術中心合辦「20至40年代中國電影回顧展」，放映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令這齣電影重新「放射出讓人目眩心驚的光芒」。此後，該片不僅被評為中國電影90年的十部經典作品之一，更被香港電影評論界評為世界百年電影史上的十大經典之一。
埋首港片十餘載
「香港國際電影節」於1977年開始舉辦以來，羅卡一直都從旁參與，至1990年，正式加入做節目策劃和編輯。當時，李焯桃、黃愛玲分別負責「國際電影」和「亞洲電影」，羅卡則埋首「香港電影回顧」，開始專心研究香港電影。
在電影節一做十年，直到2001年才轉往「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
任職電影資料館期間，主要做節目策劃，直至2005年6月底才退休。五年來，比較難忘的，要數策劃紀念任劍輝逝世15周年的特備節目，邀請了白雪仙女士擔任主禮嘉賓，除放映《大紅袍》修復版，還預備播放一個專為「任白」攝製的錄像特輯，由「桃花源工作坊」的吳國亮負責製作。首映禮當天，「仙姐」已到了，但錄像仍未到，大家都焦急得直冒汗，幸好在典禮開始前，錄像「準時」送抵資料館。
「特輯其實拍得蠻不錯，拍出傳統與現代的對比，將城市之光與粵劇之光兩相對照，而仙姐也感到很滿意！」他不忘補充。
出本無心歸亦好
從2005年到今天，已超過十年。不過，羅卡退而不休，仍孜孜不倦地，繼續香港和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拍紀錄片，以及出版不同類型的書籍。
作為資深的電影文化工作者，他編著的作品亦不少，如2006年的《香港電影點與線》──他的自選集，長談短論香港電影；而2012年出版的《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則是1961-1970《周報》電影版初步的文獻整理，堪稱一次「十年回顧展」。
至於紀錄片的製作，則始自1999年，當時他在演藝學院任教，與導演蔡繼光合作，擔任《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2001）的監製與編劇；其後，亦參與監製了新加坡女導演陳彬彬的紀錄片《Crossings: John Woo》（2004）。近年與香港城市大學的魏時煜教授合作，監製《金門銀光夢》（2014），介紹了三、四十年代「南華第一位女導演」伍錦霞。此外，又與導演陳榮照合作，為香港電台《華人作家系列》拍製了紀錄片《四人行》（2014），寫四位戰後在香港成長的作家：小思、古蒼梧、陸離、石琪，他們年青時，以同學或是以《周報》編作者的關係結緣，友誼一直維持，至今不變。
目前，羅卡正在製作兩部紀錄片，其中一齣介紹旅法作家綠騎士和夏婕（註1）；另一齣則與魏時煜教授合作，說的是兩個古巴花旦的故事（註2）。
朝朝暮暮情永在
羅卡原名劉耀權，也許知道的人不多，但「卡叔」之名，在影視文化圈中，可謂無人不識。看他的影評，始於中學時代，但我跟他並不熟絡。訪問那天，我們卻愈談愈投契。在電話裏，跟他約定，專訪大約只談兩、三個小時，但話匣子打開後，便沒完沒了。
卡叔和珊姐，都是好客之人，尤其是珊姐，不斷端來的糕點──蘿蔔糕、芋頭糕、馬蹄糕，實在令人難以抗拒。不暪你，當天的下午茶，喝的是卡叔親自泡的咖啡，吃的是珊姐親手做的朱古力，可真口福不淺！
這天，他們還請我吃了一頓美味的晚飯。吃過飯後，我們又繼續聊。從二時半開始，至晚上十時半，想不到，我在他倆的家，竟逗留了八個小時。
離開的時候，天還下着雨，我打着傘，走下斜斜的街道，黑暗中，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校園仍隱約可見。驀地，我想起了蕭紅，也想起了許鞍華的電影《黃金時代》。
面對文學、電影，擇善而固執，蕭紅如是，許鞍華亦如是，卡叔何獨不然？
註1：香港電台華人作家系列II第二集的《法國的旅人》，已於2016年12月11日播映。
註2：《古巴花旦》將於2018年2月11日在香港首映。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9期，2016年5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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