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鑒治為母親一書所寫的序言,實為一篇牽動人心之作。那是作為兒子的他,向母親道出他的敬佩之意。當負責書寫蔡德允傳記的榮鴻曾,向沈鑒治展示傳記初稿,沈先生對他說:「你了解我的母親更甚於我了。」
沈鑒治對母親的認識,通過看《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才明白母親「年輕時代的抱負,她移居香港,未實現的夢想和她從心底深處轉向詩與音樂的歷程」,看過傳記,遂知道母親「真實內在的自我」。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
蔡德允與丈夫從上海移居香港,兒子「感到賓至如歸」,但母親卻視香港為寄居之地,「她彈琴的『愔愔室』是一個棲身避難之所。」蔡德允不能像古代文人、琴家,在遠離家鄉,繼續對藝術的追求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之所以不能內心安寧,首先是他們必須在這個物質世界中謀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故土可以歸隱。」
儘管蔡德允沒法返回家鄉,過她琴、書、畫的日子,她在香港仍能彈琴為樂,又可傳琴藝,讓年輕人習琴樂。如傳記的題目,她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沈鑒治的解釋:母親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少數的倖存者」,「儘管時代變遷、仍然可以保留優良的價值觀」。
沒有欣賞過蔡德允彈奏古琴,倒是有機會聆聽她弟子彈的琴音。人,得靜下來,才可領略琴音之美。
蔡德允有一塊「琴德愔愔」印章,是取自嵇康詩句「愔愔琴德」。
蔡德允的琴室「愔愔室」,道出她的人生取向來。愛聽古琴的人不會多,「識音者希」,不是問題。偶有三五知己相聚,喝口茶,聽琴音,過與世無爭生活,也不錯。
蔡德允的搖鈴心
琴家蔡德允的家居生活,由她的兒子沈鑒治來說,生動有趣:「母親永遠不會滿意他們正在居住的地方,一直尋找一個『更好』的居所。」移居香港的第一個5年,他們一共搬了7次家。其中5次是住在同一條街,是住進不同大廈而已。
搬家後,蔡德允最愛重新擺放家具,把書房變成睡房,睡房改為書房、琴房。後來沈鑒治為母親買了套房子,她仍然會不斷改變家居擺設。有一次,兒子從日本返回香港工作,探望母親,「她已經將書房搬到飯廳了。」
蔡德允「有一顆『搖鈴心』,沒完沒了地擺動」,她潛意識裏對束縛她大半生的社會環境作出反抗。她的創作天賦受到壓制:一直以來,她要做好女兒、好媳婦,當賢妻良母。「像她這樣有才華、高學識的中國女性,幾乎沒有獨自發揮個人潛能的空間。她可以隨意行使權力的範圍只有自己家裏。」
蔡德允不斷搬動家中擺設,不曾影響她的琴藝、書法。來到香港定居後,她的古琴造詣,先後經過大師沈草農指點,後又得吳漢初贈「虎嘯」琴,已經「是一位甚有成績的琴人了」。
來港初期、上世紀50年代初,住在諾士佛臺的日子,蔡德允曾為登門造訪的漢學家、荷蘭外交官高羅佩(Hans van Gulik)彈奏《耕莘釣渭》、《平沙落雁》。其後,不少年輕人追隨蔡德允學琴。一位獲得Fulbright Program的研究生Alan Kagan來到香港,在蔡德允家上了一年課,他說那一年是「非凡的經歷」。
當年,不少年輕學者,視有機會見蔡德允老師為「朝聖」活動。對佛教相關琴曲《普庵咒》素有研究的劉君若說第一次見蔡德允,就「被老師溫文爾雅所打動」。
琴人與詩畫
蔡德允是琴人,也是寫書法、寫詩之人。她的詩,有四分之一提及琴、琴曲。2003年出版的《愔愔室詩詞文稿》,讓讀者可「深入去理解蔡老師的人生及她對各種藝術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她對外在世界的最深層感受和想法」。
「欹枕尋詩橫琴按譜」說出她的人生哲理來。她喜愛的琴曲有《瀟湘水雲》、《梅花三弄》。又愛彈奏《平沙落雁》、《漁樵問答》:道家的「遠離俗世煩囂,過上寧靜生活」是蔡德允所嚮往的。多年來,在香港的日子,她所過的,正是「大隱隱於市」生活。
蔡德允在香港過了半生歲月,卻沒有好好的去學習講廣東話,她最想返回上海,結果是有家歸不得。她說:「比起許多在戰爭中家破人亡的人,我們雖然歷經崎嶇,總算在香港過去了半個世紀的太平日,應該十分知足了。」
1970年後,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跟蔡老師學習琴樂。「大部分的年紀都屬於她的孫輩,但卻凝聚了一個由此她的琴課塑造,以她的理想與她的生活哲理為楷模的新群體。」她說:「他們成為我的好朋友,使我的老年生活非常豐富和愉快。」
蔡老師沒有跟着兒媳搬遷至美國,「留在香港,她至少還留在一個失落世界的表象」。最後,她接受了以香港替代她的上海故鄉。
蔡德允「懷念那個成長於斯而已消失的世界,對她而言,是一個琴、詩、書、畫的世界」。
追憶上世紀40年代,蔡德允的《踏莎行》有這幾句:「先父在日,喜阿母親製蟹粉,雖不勝酒,亦淺飲小杯為歡。」「人事滄桑,今皆無有矣。」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