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鑒治為母親一書所寫的序言，實為一篇牽動人心之作。那是作為兒子的他，向母親道出他的敬佩之意。當負責書寫蔡德允傳記的榮鴻曾，向沈鑒治展示傳記初稿，沈先生對他說：「你了解我的母親更甚於我了。」
沈鑒治對母親的認識，通過看《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才明白母親「年輕時代的抱負，她移居香港，未實現的夢想和她從心底深處轉向詩與音樂的歷程」，看過傳記，遂知道母親「真實內在的自我」。
中國最後一代文人
蔡德允與丈夫從上海移居香港，兒子「感到賓至如歸」，但母親卻視香港為寄居之地，「她彈琴的『愔愔室』是一個棲身避難之所。」蔡德允不能像古代文人、琴家，在遠離家鄉，繼續對藝術的追求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之所以不能內心安寧，首先是他們必須在這個物質世界中謀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故土可以歸隱。」
儘管蔡德允沒法返回家鄉，過她琴、書、畫的日子，她在香港仍能彈琴為樂，又可傳琴藝，讓年輕人習琴樂。如傳記的題目，她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沈鑒治的解釋：母親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少數的倖存者」，「儘管時代變遷、仍然可以保留優良的價值觀」。
沒有欣賞過蔡德允彈奏古琴，倒是有機會聆聽她弟子彈的琴音。人，得靜下來，才可領略琴音之美。
蔡德允有一塊「琴德愔愔」印章，是取自嵇康詩句「愔愔琴德」。
蔡德允的琴室「愔愔室」，道出她的人生取向來。愛聽古琴的人不會多，「識音者希」，不是問題。偶有三五知己相聚，喝口茶，聽琴音，過與世無爭生活，也不錯。
蔡德允的搖鈴心
琴家蔡德允的家居生活，由她的兒子沈鑒治來說，生動有趣：「母親永遠不會滿意他們正在居住的地方，一直尋找一個『更好』的居所。」移居香港的第一個5年，他們一共搬了7次家。其中5次是住在同一條街，是住進不同大廈而已。
搬家後，蔡德允最愛重新擺放家具，把書房變成睡房，睡房改為書房、琴房。後來沈鑒治為母親買了套房子，她仍然會不斷改變家居擺設。有一次，兒子從日本返回香港工作，探望母親，「她已經將書房搬到飯廳了。」
蔡德允「有一顆『搖鈴心』，沒完沒了地擺動」，她潛意識裏對束縛她大半生的社會環境作出反抗。她的創作天賦受到壓制：一直以來，她要做好女兒、好媳婦，當賢妻良母。「像她這樣有才華、高學識的中國女性，幾乎沒有獨自發揮個人潛能的空間。她可以隨意行使權力的範圍只有自己家裏。」
蔡德允不斷搬動家中擺設，不曾影響她的琴藝、書法。來到香港定居後，她的古琴造詣，先後經過大師沈草農指點，後又得吳漢初贈「虎嘯」琴，已經「是一位甚有成績的琴人了」。
來港初期、上世紀50年代初，住在諾士佛臺的日子，蔡德允曾為登門造訪的漢學家、荷蘭外交官高羅佩（Hans van Gulik）彈奏《耕莘釣渭》、《平沙落雁》。其後，不少年輕人追隨蔡德允學琴。一位獲得Fulbright Program的研究生Alan Kagan來到香港，在蔡德允家上了一年課，他說那一年是「非凡的經歷」。
當年，不少年輕學者，視有機會見蔡德允老師為「朝聖」活動。對佛教相關琴曲《普庵咒》素有研究的劉君若說第一次見蔡德允，就「被老師溫文爾雅所打動」。
琴人與詩畫
蔡德允是琴人，也是寫書法、寫詩之人。她的詩，有四分之一提及琴、琴曲。2003年出版的《愔愔室詩詞文稿》，讓讀者可「深入去理解蔡老師的人生及她對各種藝術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她對外在世界的最深層感受和想法」。
「欹枕尋詩橫琴按譜」說出她的人生哲理來。她喜愛的琴曲有《瀟湘水雲》、《梅花三弄》。又愛彈奏《平沙落雁》、《漁樵問答》：道家的「遠離俗世煩囂，過上寧靜生活」是蔡德允所嚮往的。多年來，在香港的日子，她所過的，正是「大隱隱於市」生活。
蔡德允在香港過了半生歲月，卻沒有好好的去學習講廣東話，她最想返回上海，結果是有家歸不得。她說：「比起許多在戰爭中家破人亡的人，我們雖然歷經崎嶇，總算在香港過去了半個世紀的太平日，應該十分知足了。」
1970年後，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跟蔡老師學習琴樂。「大部分的年紀都屬於她的孫輩，但卻凝聚了一個由此她的琴課塑造，以她的理想與她的生活哲理為楷模的新群體。」她說：「他們成為我的好朋友，使我的老年生活非常豐富和愉快。」
蔡老師沒有跟着兒媳搬遷至美國，「留在香港，她至少還留在一個失落世界的表象」。最後，她接受了以香港替代她的上海故鄉。
蔡德允「懷念那個成長於斯而已消失的世界，對她而言，是一個琴、詩、書、畫的世界」。
追憶上世紀40年代，蔡德允的《踏莎行》有這幾句：「先父在日，喜阿母親製蟹粉，雖不勝酒，亦淺飲小杯為歡。」「人事滄桑，今皆無有矣。」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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