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關心時事？|張楚勇

編按：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早前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分享意見，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五篇刊出，以饗讀者，第三篇演講內容如下：

從認識到改變世界

我們為什麼要關心時事？常識告訴我們，當然要關心社會，這是我們的事，認識問題及通識都是希望改善社會，透過認識，讓世界愈來愈好。從某意義來說，這是不無道理的。

馬克思有一種講法十分重要。他在讀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時，寫了12條提綱，其中一條是──「哲學家很多時候往往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但最關鍵一點是要改變世界。」很多革命理論，包括香港的社會運動，都受到這類思想的影響。當然馬克思不是第一個持改革看法的哲學家，但他是令過去百多年的世界翻天地覆、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位。

另一位二十世紀的保守派政治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也提出了對政治的重要看法。史特勞斯和馬克思都是猶太人，因為逃避納粹黨的緣故，去了美國。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何我們會有政治行動？如大家滿足於現狀，我們都不用改變和採取行動。但政治作為人類重要的行為，往往牽涉行動。因人們對現狀多是不滿，一是覺得未夠好，或擔心情況變差，即如現在很多香港人擔心，究竟一國兩制有否變形？如果說一國兩制已經變了形，人們便需採取某些行動，不論是革命、是移民、正面交戰，或是內部改革，或是做順民，這都是需要思考的。根據史特勞斯的說法，政治行為需要有行動，如沒行動即代表沒需要改變。政治不可只靠討論而沒有行動，我們之所以需要行動，是覺得現狀出現了問題，我們為了保持現狀，不讓其變差，或改善現狀，覺得現狀不夠好。正由於香港未有民主未有真普選，所以要行動努力，或作出行動保住不讓一國兩制變形。因此，政治的知識是要求改變，如沒需要改變，根本不需要政治的知識，而認識世界是為了改變世界，也是馬克思等革命理論的基礎。政治為了改變，都是朝向善（The Good）的方向出發。中文對西方The Good的譯法是源自傳統的「仁政」，或孔夫子所言的「止於至善」。有政治的存在便牽涉行動，但在行動之前需知道什麼是「好」的觀念和定義。如行動要爭取真普選，但什麼才是真普選？我們需要知識和了解背後的理由。很多時候，要認識世界和學懂通識教育，往往都涉及行動和改變世界，這都是馬克思傾向的傳統，將哲學理論與行動結合。當然這是一種重要的講法，但卻不是唯一的說法。世界的複雜性在於：通常有道理說法的出現，都會遇上有道理的反對。

怎樣才是「關心」？

若細心再思考，怎樣才算是「關心」？一般的關心是，知多一點可更有深度，令考試獲高分，或考進更好的大學，進而將來找更好的工作，諸如此類。以上的關心全不是錯的，但並不足夠。若要認真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認識事情，只是功利的關心是不足夠的。

認真地想，所謂「關心」，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當我們有疑惑時，我們會問為何？當我們問為什麼的時候，「為什麼」究竟是意指什麼？這樣哲學性反思便出現。很多時候西方的哲學，他們往往會問一些最根本的問題：究竟什麼是「為什麼」？當我們問為什麼時，可能「為什麼」本身會有幾個不同的意思。舉時事作為例子。說回六七事件，當時被放火燒死的名人林彬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我在商業電台工作的時候，他的照片每天都掛在辦公室中央。對商台來說，林彬是烈士。林彬是一位很有名的商台廣播員，參與《大丈夫日記》的廣播劇當男主角，其知名度猶如今天的大明星。發生六七暴動時，他在商台每天有五分鐘評論當天發生的事，並大罵當時的左派。這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思，而是商台的意思。對左派來說，林彬當然是敵人，於是在1967年8月25日，當他與堂弟駕車在窩打老道山上班的時候，被人用燃燒彈燒死，轟動整個香港。

三種「為什麼」

在這件事件中，當我們問為什麼時，至少有三個完全不同意思的層次。第一個問題，究竟林彬是如何死的？他如何致死，可從科學角度解釋。當人的身體燒傷至一個程度會致死，這全都是物理、生物、化學的知識去解釋。但這種解釋沒有探討其社會事件的意義，它只提及一些物質上的變化，由生命如何過渡到死亡。生物學上對生死有一種解釋，需以科學知識理解。

而另外一個「為什麼」，關注為何會發生這件事件的因由作出提問。若以中性方法解釋出現原因，並不遽下強烈判斷，以敘述性強的講法，來分析六七事件，可以說由於當時發生了一件動盪事件，社會上出現了至少兩個敵對陣營，其中一方認定林彬是敵人，向他發動致命襲擊，這是比較中性的解釋原因。但這敘述性解釋仍不夠，因為我們認識社會問題，還包括對與錯的價值判斷，以及其背後的理據。這種的「為什麼」，主要涉及價值判斷、立場判斷的理據，即會問究竟林彬是烈士還是賣國賊？這便像之前三個六七故事的不同價值評述。

當然探討個別具體難題的為什麼可能有十萬個那麼多，但以上三種是主要的「為什麼」。在性質上，第一個是探討客觀物理上的因果關係，而第二種「為什麼」探討背後的原因時，各種判斷已開始牽涉不同的立場。正如前述，我們實際上是看不到社會，只能以概念對社會進行想像重構，而用什麼樣的概念去理解，其社會的定義都十分不同。其概念背後經常隱含某些立場，當我們說司法獨立時，背後已隱含某些自由主義立場。又例如中國人說的國家，其實隱含公私不分開，與主權國的講法便十分不同。因此，當我們解釋某種原因時，由於我們需採取某種描述的方法，但這些描述需依靠一些理念，而社會上構成這些理念並不是純物理，如定義「親密關係」、「朋友關係」與「萍水相逢」的社群意思便很不同。這些社會性的解釋，往往牽涉我們的判斷與理解，背後都隱含着立場。當我們接受某些對原因的解釋及定義時，往往有意無意採取了某些立場，或拒絕了某些立場。而最後的「為什麼」則是直接講這些背後隱藏的理據，而並非只是從物理的角度或中性地描述事件。以上三種「為什麼」在性質上的分別可以是很關鍵的。

「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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