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補記：2016年，第一輯《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13卷全出版了。四年後，2020年的7月，陳國球教授還在台灣，而第二輯《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年），全系列16卷中的4卷，卻率先面世，包括《新詩卷一》、《新詩卷二》、《粵劇卷》及《歌詞卷》。
訪問那天，春節假期已完，學校已恢復上課。我早到了，在寧靜的大學校園隨意蹓躂。春日暖和，看花、看樹、看人……也是賞心樂事。
走進香港教育大學的「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游目四顧，靠牆是一列書櫃，一整套《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小說」、「評論」各兩卷，「散文」、「戲劇」、「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及「文學史料」各一卷，加上《導言集》，齊齊整整的13卷，在眼前展現。
早就想約陳國球教授做專訪，聯絡之下，才知道他身在台灣，在台灣大學當訪問教授，直至今年2月，才回到香港。陳教授是大忙人，學術活動頻繁，好不容易才約到他。
在訪問中，談文學，談文學史……當然離不開《香港文學大系》。
走上文學之路
回眸過去，陳教授談到他在高中時，幸遇一位好老師。馮肇博老師畢業於台灣大學，很有學問，亦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社的活躍分子，對他的影響很大。
當時，他閱讀了很多課程以外的現代文學作品，例如魯迅、沈從文、郁達夫……對他很有啟發。
「我認識到，文學的空間很大，也相當有趣，透過文學，可以擴闊視野。」受到馮老師的感染，他考入了香港大學中文系。
進入大學後，他步入一個嶄新的天地，那是火紅的年代，現代文學的講述，比較政治化，他的興趣開始轉向古典文學，二年級遇上黃兆傑老師，帶給他很多新的思考，從此走上文學研究之路。其後，他又從文學批評轉到文學史方面的研究。
思考文學史
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港台三地的學者，都開始關注文學史的問題。香港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大家都開始思考未來，重新思考個人的文化身份。「文學史正好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文學傳統與自身的關係。」陳教授說。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家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進入新的「啟蒙時代」。到1985年，學界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史觀念，打破近代、現代與當代的三分法。陳平原、黃子平、錢理群、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他們都重新思考文學史的寫法，不想再做「教科書式的文學史」，預備重寫文學史。
至於台灣，1987年解嚴後，學術界亦重新思考文化認同與文學史的書寫問題。
「中港台三地，在八十年代中葉以後，不同地區的人都關心文學史的寫法，思考用什麼身份來寫，如何跟傳統的寫法不同。」陳教授和三地的學者都相熟，於是想到一起合作，就文學史的問題開展工作。
九十年代初，他在香港編了一本《中國文學史的省思》，收錄了中港台三地朋友的論文，反映了他們對「文學史」這個問題的思考。其後又與陳平原合編《文學史》集刊，論題亦扣緊「文學史」，共出版了三輯，當時在中國大陸引起很多的反響。此外，他還在《文學史》集刊中精選了一批作品，與王宏志、陳清僑合編了《書寫文學的過去》，在台灣出版。
關注香港文學
九七回歸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陳教授指出《傷感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和我》一文，是為1997年7月1日而寫的，預算在中港台三地發表。在香港，文章發表於6月底的《明報》；在台灣則刊於《聯合文學》7月號；至於內地，文章題目被改為《借來的文學空間》，亦刊於7月號的《讀書》。
在這篇文章中，陳教授講的是他在中學過程中，對現代文學的認識。當時的語文課本，現代文學的作品不多，「朱自清」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符碼」，學生唸的多是《背影》、《荷塘月色》或是《一張小小的橫幅》……他們可能只曉得《家》、《駱駝祥子》和《倪煥之》，但未聽過侶倫的《窮巷》。
「這是一種回顧，也是一種反省——自己走過一條怎麼樣的路？我們與過去的關係如何？我們的教育為何如此？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陳教授表示，對於香港文學的關注，實始於個人對文化身份的反思。
九十年代後期，在中國大陸，已有人開始編寫香港文學史，例如劉登翰編寫的《香港文學史》，1997年已在香港出版。
作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陳教授一直關注「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關係，於是他想到：「為何沒有我們自己的聲音？」
編纂《香港文學大系》
「訓練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教育應與本土結合。」抱着這個信念，2009年，陳教授從科技大學，走進香港教育學院，預備做一些與香港本土文化經歷有關的研究，與香港文學有關的工作。
當時陳智德仍在中大當研究員，陳教授刻意去找他過來合作，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計劃，是他們兩人一起構思的。
「未寫文學史，先編文學大系。」香港一直都有這種聲音。
他們先組織編輯委員會，找資金、找支援……。在籌備的過程中，難免遇到打擊，但也得到不少鼓勵，在國際學術界亦不乏支持者，例如小思、陳平原、王德威、李歐梵等學者，他們都肯定此項計劃的意義。
編委會中的成員，大部分都參與主編的工作，除了黃子平教授，但「他的角色很重要，他有寬廣的視野，也有中國大陸、香港，以至海外的生活經驗，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陳教授不忘補充。
編委會的成員就全書的方向和體例有充分的討論，亦有共同的信念，但每個編者的訓練有別，對文學有不同的看法，意見也不盡相同。
「文學應該有不同聲音，香港亦不必有一套官方的說法，編纂《香港文學大系》，正好讓不同的聲音呈現出來……」陳教授道出了《大系》的特色。
《香港文學大系》中的小說、散文和評論都有兩卷，不同的編者，分別寫出不同的導言，讓讀者可聽到不同的聲音。例如「香港文學」的定義，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以「通俗文學」來說，地方感特別強，亦與社會緊密結合，所以編者對「香港」的定義要求比較嚴格。可是，從新詩、散文、小說的角度來看，卻可以不同的見解。
又如茅盾、蕭紅是否香港作家？這個問題，引起過爭論，也有不同的判斷。以茅盾為例，他在香港做了很多文化工作，對香港文學亦帶來很大影響。他的作品收錄與否，在討論過程中，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學觀點。
香港本來就是如此，讓不同的觀點，帶出不同的步伐，也是香港的一大特色。
他們的工作，不限於資料的搜集。在編纂《大系》時，並不如一些選本般，只限於挑選一些最好的作品。他想將香港文學的過去，在「文學史」的意識下呈現出來。
陳教授不諱言，在策劃的過程中，籌募資金是一大困難。《大系》的經費要從多方面籌集，其中不少來自私人的捐款。藝發局也有資助，亦有部分主編自行申請研究經費，然後注入計劃中。
「在其他的城市或地區，如果做同類工作，當地的政府一定有支援，往往由文化局主動邀請學界或文化界整理文學資料；香港則沒有。」陳教授慨嘆「香港欠缺文學的公共論述，所以大家都不關心文學，政府亦不關心文學。」
香港的公共論述，只關注經濟與政治，文化已被邊緣化，文學更是文化中的邊緣。其實，語言是每個人必須掌握的工具，文學是最貼身的藝術展現方式，但卻受到輕視。
報章上涉及文學的社論，可謂鳳毛麟角。除了「諾貝爾文學獎」，文學甚少能進入議題。例如也斯的逝世，除了文學圈子內的人，很多人，包括大學教授，都不曉得他是誰。外國並不如是，例如法國著名的作家，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香港，多少人會認識劉以鬯、西西？
文學的本土意義
「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是可以分享的。」陳教授強調，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目的就是重新建立香港文學的歷史。
如今喜歡文學的人，可能會比較熟識董啟章、黃碧雲，但對於三十年代的詩人，如鷗外鷗、柳木下並不認識。故此，「要將他們的作品帶到當下，他們是香港的一部分，也有權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
目前，不少年輕人都關心「本土」問題。對此，陳教授表示「當年輕人擁有更具體更充分的歷史意識，我相信他們的判斷更有力，更有深度，其論述更全面。」
透過《大系》，可以多了解本土的文化、文學，了解香港，然而香港並不是「關起門來」的香港，其重要性是超越香港的。
香港從過去到現在，與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甚多。早在三十年代，香港很多文化活動，都與廣州、上海、北京等息息相關，如抗戰時期，茅盾就以香港為基地編《文藝陣地》。五、六十年代以後，香港與東南亞的關係亦非常密切，《中國學生周報》曾在星馬出版，香港亦有討論馬華文學的文章，彼此的關係，可謂千絲萬縷。
又如台灣的《創世紀》，編輯成員中亦有崑南、李英豪等香港人，可見他們的影響力，並不止於香港。談到台灣現代文學，亦不能不提1956年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對台灣和香港文壇有重要影響，初期未能在台灣正式發行，已經以手抄本方式在讀者圈子間流傳。
同時，香港的自由開放，亦可讓不同地方的人，在香港開展他們的文學生命。例如戴隱郎，他本是馬來西亞華僑，曾到中國大陸讀書，到香港後，既寫詩，亦推動木刻版畫，他在香港的時間不長，卻留下痕跡，「評論」卷一收錄了他一篇文章《論象徵主義詩歌》。
「我編《大系》，是一個發現的過程。」陳教授以《紅豆》為例，說明這個情況。
《紅豆》是梁國英藥局支持的一本文藝雜誌，編者是藥局少東梁之盤，他是梁愛詩之父，曾在廣州的大學旁聽英文系，認識了一位英國學者，給予他很大啟發。他回港後，便創辦《紅豆》。梁之盤的視野很開濶，在雜誌中介紹世界文學，編過「世界詩史」特輯；《紅豆》中也有文章以比較文學的概念，將清代王漁洋的「神韻說」視為中國象徵主義；作者「風痕」可能是梁之盤的一個筆名。這個說法，縱非百分百準確，但至少讓大家張開眼睛，以較為寬廣的視野，去思考中國文學。
《紅豆》在三十年代，甚具影響力，除了香港本地作家，亦吸引到上海、北京的作者投稿，如北京學者林庚的詩亦曾刊於《紅豆》。如今，連內地也有學者研究這本雜誌。
陳教授認為「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如此多元、如此活潑的地方。香港的本土的重要性很清楚，作為文化空間，本土與外地的種種關連，文學的流轉，亦令到香港的本土意義更豐富。」
推動文學教育
今時今日的香港，對文學的輕視程度，愈來愈嚴重。以前知識界屬於少眾，如今知識愈來愈普及，教育普及了，但對文學的重視，卻沒有相應的增加。
當前的急務，是要「培育文學的愛好者，文學的讀者，將讀者面盡量擴闊。」陳教授覺得「不是人人要當文學家，能創作者固然好，緃使不創作，也要透過閱讀，豐富自己的生命。」
「文學教育很重要，但在推動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可謂舉步維艱。如果『香港文學』不列入課程範圍，教師要推動，那將是額外的負擔。」陳教授無奈地說。
對此，他亦作出過一番努力。現時在香港教育大學，設有一個「語文研究」（”Language Studies”）的「文學學士」課程，它有兩個主修，分別是中文與英文。在中文的主修課程中，「香港文學」和「粵語與香港本土文化」都是必修的科目，目的是讓學生了解本土，亦藉此了解香港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讓文學成為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不是純知識的傳授。
他期望，「在香港唸中國文學，能將生活經驗與我們唸的作品有所聯繫，讓文學進入個人的生命中。」
走上更遠的路
歷時數載，《香港文學大系》終於在2014年底完成編纂工作，並陸續出版，於2016年中12卷全部面世。
《香港文學大系》出版後，在內地、台灣，都引起關注，報刊有報道介紹，亦有很多學者撰文討論。
「但在香港，認識《大系》的人，並未超越文學圈，我們仍須作出更多的推動。」陳教授期待《大系》能帶來更多的討論和批評。
他不希望將書存放在圖書館便算了，期望將《大系》的滲透力加強，散發其影響力，讓更多人認識《大系》的內容，例如在中學推介香港早期的重要作家作品，讓更多學生知道朱自清、魯迅、何其芳之外，尚有柳木下、鷗外鷗、謝晨光……
此外，他計劃將第一輪的編後感、讀後感、書評等輯成一書，讓無暇閱讀整套書的人，也可一看，引起他們的興趣。
談及第二輯《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年）的編纂，陳教授坦言「計劃亦在構思中，目前正組織編輯團隊，因作品更多，內容更為豐富，可能要編16卷，經費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編纂第一輯《香港文學大系》，殊不容易。11位本地專家學者擔任主編，獻出自己的時間，傾注自己心血，沒有過人的識見、勇氣和毅力，根本難以成事。
香港，可以有一種「文學的存在」。
盼望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更關注香港文學，也盼望有心人能繼續堅持下去！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19期，2017年3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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