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時代，誰最終能贏得國家間競爭的勝利，並不取決於誰最民族主義，而是誰最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他們的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
經驗表明，法治政府有助於解決空轉政府和官員不作為的問題。有關部門已經提出要以法來治理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但法治和有作為政府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在民主國家，很多政府的確是法治政府，但空轉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國，如果要在法治基礎上建立有作為政府，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通過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但如果解決不了官員不作為的問題，頂層設計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如果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不能為社會提供實在的改革成果，社會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也會更大。可以說，改革方案能否實施下去，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重在執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群眾路線必須在制度上體現黨的性質。中共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黨管政治，因此黨應當是聯繫群眾的工具，必須是群眾中間先進的部分，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如果說民主社會，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是民眾的投票「投」出來的，中國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應當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替代了階級鬥爭，因為社會難以承受不間斷的群眾運動，階級鬥爭產生不了執政黨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不過，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在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愈來愈邊緣化了，結果造成了執政黨愈來愈官僚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組織和官員的高度等級化；第二，政黨行政化；第三，最為嚴重的結果是，執政黨與社會嚴重脫節。
民族問題不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失。民主意識永遠替代不了民族意識。美國在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種族問題之後，人們過分樂觀地以為種族融合了，種族問題解決了，於是出現了美國是種族「大熔爐」的民族理論。但這一次弗格森槍擊事件，再次說明了表面上的種族融合是如何脆弱。
儘管革命可以捲入千千萬萬的人民，但革命總是少數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話語多麼漂亮（如「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總是少數精英對少數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間的事情。對被動員進入、被無辜捲入的普通社會成員來說，革命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相反，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犧牲。儘管很多革命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也會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而犧牲，但普通社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犧牲。
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