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人口的緩慢下降，影響甚微，它的作用遠不及人力資源質量大幅進步所帶來的效果。擔心所謂「人口紅利」的消失，實乃錯讀中國經濟發展的形勢。
在今天中美關係變得複雜的環境下，精準的觀察尤其重要，3年新冠卻打破了我的旅遊大計，現在唯有報復式追回旅遊的不足。我的第一個旅遊計劃便是開車環繞美國一周，考察其風土民情，順道探訪多年未見的有識之士朋友。
今天香港正處於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多方面需要撥亂反正，我們不能迴避分析大勢及檢視過去政策的某些不理想後果。有三個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因素須討論一下，它們是土地、人才與地緣政治，這三者又是互為影響的。
中國強勢崛起，卻再次喚醒了美國人石器時代基因的恐懼及搶地盤情緒，看來自由市場帶來的互利機會仍是抵擋不住霸權主義的私利。薩克斯對此失望之極。
升學，尤其是升讀大學，則從來都是社會流動及提高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好的學校學位稀少，能否進入優秀的學校就讀，對個人前途及人生都可起到深遠影響，也會牽動着每一個相關家庭的情緒。
若王道大國經濟科技及軍事俱無實力，小國出於恐懼，也只能屈從霸主的指揮。所以中國即使在推行王道，也絕不可能輕忽實力的建設，否則自己也會頹然倒下。
中國將來的經濟會繼續高速增長，但我相信她對降低堅尼系數的影響力會慢慢下降，原因是中國已進入高收入階段，收入的繼續上升，不會拉近窮國與富國的差距，甚至有可能把堅尼系數再提高。
美國對烏策略在不停變陣。今天對烏的戰略，即強化烏的經濟，堵截俄羅斯，在此過程中，又可掠奪烏國資產，機關算盡。
在長遠增長態勢仍在，但商業周期處於下行期，應有何對策？我認為不用太宣傳或刺激消費，而應鼓勵而不是打擊投資。民營企業可帶來巨大活力，要大力表揚成功的民企。
各國的前景雖有好有壞，但總體大環境卻並不理想，全球經濟都要在逆風中慢慢前行，能頂得住逆風的便算可以交代了。
有了三大領先指數作指路明燈，我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充滿信心。過去30多年的事實，亦證明了我過去基於其他理由的信心十分正確。
假以時日，美元獨霸世界的現狀會否難以為繼？這需多長時間？
在當今美國的政治圈中，各政客正都忙着爭相表現誰最反華，堅決把中美關係視為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財長耶倫的言論便顯得突兀了。葫蘆裏在賣什麼藥？中美關係是否有轉機？
美國被中國超越，或快將被超越，還要去搞制裁搞封鎖，不會持續得了多久。這種趨勢愈到將來便愈為明顯，我們大可拭目以待。
在佔世界人口12%的西方世界中，其主流媒體過去一直在話語權中佔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它要說你邪惡你便是邪惡，它自稱正義便是正義，其他人等缺乏平台反駁。
若說美國這些銀行像雷曼般靠有毒資產過度擴充而爆煲，並不準確，它們的崩潰，原因頗不相同，起碼表面原因是這樣。
中國政府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之際，發布了一份包含12點對於此戰爭的中國立場書。美國反應冷淡，甚至不認同，是意料中事，北約不理會俄的抗議，不斷東擴，背後推手便是美國。
中國已不是60多年前大躍進時期的中國，我們雖不應掉以輕心，但糧食供應安全問題並不尖銳。
李家超當了特首近半年後，終於見到他開始有大動作。宣布「你好，香港」後，特首第一次出訪便是中東，這是神來之筆，也許背後有內地高人指路。
布林肯就算到訪中國，也不會有成果。在此時節，既然沒談判籌碼，還想威逼中國讓利，豈不白痴？布林肯也算知機，借着氣球事件虛晃一招，不去北京，算是聰明了。
美國的華人圈子中出現兩宗恐怖的大規模槍殺案。槍殺案固然是美國社會揮之不去的痼疾，香港可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能否避免跌入相同的死亡陷阱？
中國對外恢復通關是重要的一步。或許在開始階段，中國的企業家仍要修補或重建對外的商貿關係，但當今世界太需要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中國的貿易額總會持續向上。
國與國之間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國土與人民，若有利益衝突，可打起仗來，若有共同利益，也可合作。近年各國之間的角力愈發激烈，未來國際局勢將如何發展？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李家超特意強調了吸引人才對香港目前狀況的重要性。新加坡被認爲是香港引進人才路上的主要競爭對手。這樣一個彈丸小國，為何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呢？
習近平與拜登在G20期間會晤約3小時，兩元首談及台灣問題。拜登為何突然打破至特朗普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的僵局，兩國之間未來的形勢又有什麼轉變？
過去40年的全球化分工，更成功地創建了效率極高及十分複雜的生產供應鏈，一環扣一環，哪一環節出了問題，都足以構成重大影響。若中國與美西方經濟脫鈎，會對全球生產力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可否以新加坡為目標，在20年內追上她今天的水平？只要看看中國在29年中人均住宅面積能猛增494%，若仍認為香港的56.9%太過進取，則我們不應羞愧嗎？
香港政治第一類參與者是香港的反對派；第二類參與者是中國官方；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是香港政治的第三種玩家；而不支持反對派發動的政治鬥爭的大量香港群眾，則可視為香港政治的第四種參與者。
對俄設限，西方傳媒稱為「制裁」，俄羅斯反制裁不交來盧布便不賣能源，西方傳媒便喚作「恫嚇」。同樣的模式，是否用在中國之上，恐怕已上了美國的議事日程。
我們若研讀黑死病的歷史，卻應另有領會。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控制疫情上，不免太過被動，我們應有更積極的考慮，思考如何更積極地駕馭疫情所帶來的社會力量，從而引導世界向更美好的方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