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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來得蹊蹺，去得古怪，中國命中有此一劫。十年辛苦遭逢，最後才發覺，沒有任何人從這場運動中得益，文革留給我們的，只是災難和負資產。

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說，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歸。

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民主是開放政治，與傳統封閉政治相對；科學是理性，與傳統的迷信相對。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運動，並無道理。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的大部分是做對的。

瞿秋白第一次見丁玲就給她八個字的評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再怎麼大紅大紫的女作家，始終都是一名尋常女子。

筆者深信，天道酬勤，中國的全面脫貧，中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教育再普及推進，國民整體素質繼續提高，文化力量再闖歷史高峰，將是指日可待，任何歪情歪理都難以阻擋。中華大地碧浪清波，是我心中的歌。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莎士比亞編造馬克白夫人夢遊及馬克白大宴群臣時幻見同袍班戈鬼魂的戲劇場面，鄧樹榮戲劇性地實驗了男女主角的性別對換。從男演員飾的三妖婆到馬克白夫婦的兩性對倒，戲劇跨越了性別「倫常」，直面人性／生錯亂。

本次展覽通過近百件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再現蔡元培當年對北大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國民黨韓國瑜被形容為一人救了全黨，他在深綠大本營高雄市的對手民進黨的陳其邁，卻是需要全黨救他一人也救不了。為何出現此局面？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今日中美貿易戰，中國是沒有能力單方面結束，而特朗普當然不想，結果是美國政府的確可以從關稅得到不少收入，但美國人民就要承受到物價上漲之苦。

有老友話我亂作，毛澤東幾時有講過「人間正道是滄桑」？1949年，毛澤東知道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意味着中國即將統一，於是寫了一首七律，當中有幾句大家一定聽過。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一直以來，不少文人學者從多方面研究查良鏞怎樣構思小說人物情節。綜合多年研究成果，一眾金學專家都驚嘆金庸歷史文學知識淵博。

當年毛澤東對西方選舉民主還有一定的幻想，後慢慢弄明白了，知道選舉民主並不具備上述的能力，才選擇走上我們今天的體制。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若不集中權力，集體的意志就沒法得到貫徹；但權力若是過度集中，管治機構就難免會出現腐化。

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 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我們不打算冒險預測共產黨在中國還會統治多久。歷史上發生的偶然事件多變難測，這讓預言未來毫無價值。

少年毛澤東中途輟學，到田裏勞動，但他勤力學習，晚上會偷偷閱讀。有一本書，毛澤東閱讀後，改寫了他的人生。

習近平深謀遠慮，斷估他會明白權威管治需要建基於強人，這是作為過渡的一種。

楊天石教授五本關於蔣介石的著作，歷史理據都以蔣介石的日記為主。楊教授指日記幫助我們了解其主人最隱密的事件，這些事件在歷史檔案、報紙、報告、文件等都找不到。

2017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130歲誕辰。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一位富爭議性的人物。有人認為他是千古完人，有人認為他是人民公敵，不知第一位看蔣介石日記的楊天石教授，對他有甚麼評價？

即使今天，中國需要美國之處大大多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那些聲嘶力竭叫喊打倒美國的中國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只要台灣一天不宣布獨立，北京仍可以讓現狀繼續維持，不會採取激烈手段去解決台灣問題。

要不是林彪的地位和性格，以及他在文革中擔當的角色，九一三事件未必出現。

毛澤東甚至說：「如果金日成自己不改正錯誤，我們在朝鮮還有40萬軍隊，可以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即使在今天，他們對饑荒仍然記憶猶新。

人們都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避免長期的貧窮和饑荒，事實並非如此。

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應該從大格局着眼，調整國家思想文化構成，給21世紀中華文重新定位。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和局部利益，將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

對當年的結論重作考證，對當年的不實之詞予以澄清，對長期被作為指導黨內鬥爭的理論重作思考，十分必要。

在權力金字塔頂的當權者如果缺乏誠信、不斷玩弄權術整人、決策脫離實際，其下屬有「不正之風」（如假大空）也就很平常了。官場權力腐敗，必衍生社會暴戾和道德墮落。

當代社會的要求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尋求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

兩起「以左壓左」，鄧力群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是要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