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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本由共產黨執政，其後遭到親西方軍人蘇哈托發動政變，當時整個社會反華情緒高漲。這場華人「冤獄」終於在美英兩國50年後的解密文件中得出答案。

從這幾個線索觀察，67年的勞資糾紛在沒有發生前已經被港英定性為政治事件，香港的命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改寫，隨後，土共帶着極左思維走上歷史舞台，卻也省了港英政治部很多操作，但已經無所謂了。

駱惠寧的新春致辭，以「讓歷史之光照亮香港未來」為題，表示過去一年是香港開啟一國兩制新局面的一年，對香港發展前景充滿希望，關鍵是港人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

如今世界局勢又走到一個重要轉折關頭。美國最終鎖定中國為其頭號挑戰者，於中國是被動迫不得已，於美國是深思熟慮周詳。

證諸中共在過去40年間可以帶領整個中國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富強，香港為何要抗拒中共的領導？只要中共的領導方式並非取代或者凌駕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也就沒有違反《基本法》所作出的承諾。

在香港長大的戰後嬰兒，大多如筆者一樣， 對清亡後的歷史一無所知，這就是當年的殖民地教育。 直到最近看了《覺醒年代》連續劇，才真的覺醒自己的無知與錯覺。  

今年七月一日，香港頭條新聞和國際大事是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100周年。當日第二件大事自然是香港回歸祖國24年，也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香港官場愈來愈多了一種「學問」，名為「厚面學」。

在「左處未算左」的盲動之下，不排除支聯會還會受到更大的壓力，甚至被無理取締。可是，平反「六四」的訴求會因此而消失嗎？

北伐、抗戰，國軍在戰略上沒有犯大錯誤，所以贏得最後勝利，然而在國共內戰階段，蔣介石與白崇禧對剿共的戰略觀點，卻處處牴牾，最後牽動大局，致使國軍在大陸失敗。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中國官方發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文，不僅概述了「十四五」規劃，還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到2035年的遠景目標，包括香港和澳門應如何實施政策和採取措施以實現務實而雄心勃勃的國家目標。

當年軍閥和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用盡各種方法控制議會。共產黨執政後，同樣控制議會。今天的港府也是一樣，使出各種「合法」手段，有時則用旁門左道，方法比前人「進步」了一些，但同樣掩蓋不了政治意圖。

香港大學委任曾任教清華大學的兩名學者申作軍及宮鵬為副校長，標誌着未來港大由內地出身的學者領導的趨勢。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有句說話：「做又36，唔做又36」。因為當時的工資一律月薪36元。這樣貌似公平，卻失去了努力的誘因。個人再努力，亦跳不出黨訂出來的條條框框。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愈大的強制性向心力，只會變成幾何級數的離心力；官方不能凝聚向心力，反而在提煉離心力。

林行止表示，新加坡在政經上有突出成就，享受國泰民安經濟旺盛，全靠李光耀及其「傳人」深諳治國權術。

筆者嘗試將《習近平關於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內容與內地媒體以往刊登過的文字，作一對比，初步確認這些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部分包括如下段落。

美國雖然在封殺華為與限期TikTok出售方面取得了上風，但在對抗疫情與恢復經濟方面卻表現差過中國。加上美國國內矛盾激發，美國在整體上所受的壓力，不見得比中國少。

官方稱，十多名香港人在逃往台灣的海路上被大陸官員截獲。如按現時機制行事，港方須增加透明度，並從速跟進，不能像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那樣，跟進多時而無下文。

對華立場強硬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 月23日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説，呼籲「自由世界」團結起來，與中國人民一起改變中國共產黨，《人民日報》發表3萬餘字長文予以駁斥，痛罵他「滿嘴謊言」。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特朗普政府的演講和文件說了些什麼呢？我們鼓勵讀者完整地閱讀每一篇原文，這裏只對每篇做一個快速總結。

施永青認為香港局面初步是穩定的。大部分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的。他覺得，以前中央政府的責任是大過特區政府的。特區政府為什麼硬不起來，是因為中央不夠硬。

一旦在認同政治層面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這種認同政治不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民眾和國際社會，也試圖影響中國民眾。

警方通緝六名身在海外的港人，指他們違反《國安法》。也有不少人感到，未知道他們日後會不會變成汪精衛，但也有機會成為孫中山。

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導社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社會輿論的一切。

隨着《港區國安法》立法和相關人員的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HKSAR）的國家安全機制於焉建立，並具有中國傳統「法家」和集中制混合的特色。

要有智慧的國民，才會有智慧的城市。但在共產黨管治下，國民太智慧便會多念頭，成了統治者的燙手山芋。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已故總理周恩來在195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過了大半個世紀，依我看，中共今天最需要的是「管治現代化」。

每當中國或特區政府官員談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他們指的總是經濟或民生問題。結果，矛盾愈演愈烈，更成為反中亂港勢力手上的王牌。

運動轉瞬又是一年，勇武派成功將香港帶進全球的視線，但到了今天，堅持勇武的邊際利益是否仍在呢？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精神，只是存在於文宣性質的教科書內。特朗普政府正在把底子全面揭露，美國政治文化為的是國家的霸權，個人的私利私欲。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未退，但不同地方的人民和輿論已經不斷給政府打分。中美兩大國在抗疫上都有惹人批抨的地方：中國官方疫情初期是否知而不報？華府是否起初掉以輕心？都是兩地政府的死穴。

瘟疫現在已經是地球的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客肯定會利用這機會為自己加分。但我更喜歡那天在雜誌上看到王昌齡的兩句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於我眼中，中共雖不完美，但功大於過，尚可接受。要實現興邦，還是利港，「榦」與「枝」都得通力合作，戮力同心，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共產黨受軟不受硬的脾性，這是中國政權一直以來的特色。加之史上的共產政權素以強悍見稱，而中共師承蘇共，盡得其倔強的真傳；配合上華夏朝代的根性，自然更是堅如磐石，不接受任何威逼。霸王硬上弓，從來行不通。

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中央會覺得香港的疑似「港獨」思維會產生漣漪效應，助長疆獨、藏獨、台獨、甚至蒙獨，弄得不好，習主席成了「五獨教主」。所以，必須治香港反對派以重手段。

2019香港區議會選舉和今年台灣大選使香港人和台灣人不僅成為爭取自由的戰友，而且使民主的兄弟姐妹血脈相連。他們應感謝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讓他們聯合在一起。

北京一直認為是有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才導致台獨思潮泛濫；但為什麼外國勢力可以這麼輕易在台灣人身上起作用，而北京提出的解決方案，卻被台灣人嗤之以鼻呢？

聖誕節在內地似乎已被視為「外來勢力」，即使黨中央未明令取締，地方政府也會主動令其失色！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