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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港區國安法》立法和相關人員的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HKSAR）的國家安全機制於焉建立，並具有中國傳統「法家」和集中制混合的特色。

要有智慧的國民，才會有智慧的城市。但在共產黨管治下，國民太智慧便會多念頭，成了統治者的燙手山芋。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已故總理周恩來在195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過了大半個世紀，依我看，中共今天最需要的是「管治現代化」。

每當中國或特區政府官員談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他們指的總是經濟或民生問題。結果，矛盾愈演愈烈，更成為反中亂港勢力手上的王牌。

運動轉瞬又是一年，勇武派成功將香港帶進全球的視線，但到了今天，堅持勇武的邊際利益是否仍在呢？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精神，只是存在於文宣性質的教科書內。特朗普政府正在把底子全面揭露，美國政治文化為的是國家的霸權，個人的私利私欲。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未退，但不同地方的人民和輿論已經不斷給政府打分。中美兩大國在抗疫上都有惹人批抨的地方：中國官方疫情初期是否知而不報？華府是否起初掉以輕心？都是兩地政府的死穴。

瘟疫現在已經是地球的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客肯定會利用這機會為自己加分。但我更喜歡那天在雜誌上看到王昌齡的兩句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於我眼中，中共雖不完美，但功大於過，尚可接受。要實現興邦，還是利港，「榦」與「枝」都得通力合作，戮力同心，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共產黨受軟不受硬的脾性，這是中國政權一直以來的特色。加之史上的共產政權素以強悍見稱，而中共師承蘇共，盡得其倔強的真傳；配合上華夏朝代的根性，自然更是堅如磐石，不接受任何威逼。霸王硬上弓，從來行不通。

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中央會覺得香港的疑似「港獨」思維會產生漣漪效應，助長疆獨、藏獨、台獨、甚至蒙獨，弄得不好，習主席成了「五獨教主」。所以，必須治香港反對派以重手段。

2019香港區議會選舉和今年台灣大選使香港人和台灣人不僅成為爭取自由的戰友，而且使民主的兄弟姐妹血脈相連。他們應感謝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讓他們聯合在一起。

北京一直認為是有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才導致台獨思潮泛濫；但為什麼外國勢力可以這麼輕易在台灣人身上起作用，而北京提出的解決方案，卻被台灣人嗤之以鼻呢？

聖誕節在內地似乎已被視為「外來勢力」，即使黨中央未明令取締，地方政府也會主動令其失色！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既要講堅持，也要講策略。後來鄧小平提出對付美國的24字方針，發展了「存在、堅持、策略」的三結合；當中，策略尤其重要。

林行止認為，新加坡因為完全地、絕對地排除中共的影響，才有今日之成就。可是，為了擔心得罪中共而做少中國生意，李光耀父子談論香港問題，一概不提中共。

我所期盼的中國政體是「專心為政」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只代表執政班子，而非凌駕於人民之上的利益集團，而執政班子都必須透過可靠和公平的機制選拔出來，而且舉凡有心服務國民的人都應有同樣的機會參加選拔。

習近平追求自己的政治與外交政策模式：他要建立中國特色模式，實現他的中國夢，或許還能因此為其他不滿歐美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建立一個榜樣。

中國表面上不是一黨制，因為除了共產黨外，還有其他沒有實權的小政黨。所以中國實際上是一黨制，是一種意識形態引導、運動頻繁的政治體制。國體變成黨國。共產黨領導一切，最後變成領袖統治。

結論是不同背景的泛義中國人愛國，都有不同的功利考慮。

中國立國70周年的國慶將至，教協是不是有責任鼓勵同學鼓勵老師尊重這個日子？同學或老師對中國的一些不滿，是不是應暫時擱下，不要做一些不尊重國家的行為？

只有在中國，毛澤東才可以憑着他的絕對權威與肆意的任性，強行要一個民族，為了長遠的經濟利益，放棄眼前民族大義。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袖，似乎大部分都不敢這樣做。可見，香港能留到97年才回歸實屬異數。

我希望：司徒華的悲劇和香港的悲劇不要再有悔恨的血淚，如果最終我們香港市民都為此做出犧牲，再次「淚飛頓作傾盆雨」，那就要成為中國的悲劇。我相信，天佑中華。

近年，開始有人替「大漢奸」汪精衛翻案，說汪接受日本人佔領東北的現實，因此選擇加入日本人的傀儡政府，減低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是為曲線救國。今天的林鄭難道是汪精衛嗎？

觀乎有國家多年來干預別國事務甚至炮製推翻政權扶植代理政權的事實，加上恐怖主義猖獗，我認為維穩有實際需要。

從周日参與遊行人數之眾多看來，人數一定不少。政府要認真安撫蔓延至各界對自身安危的憂慮，及用行動提出切實可行而令人信服的方法去挽回一點公信力，千萬不要給人一個高高在上的不良印象。

30年來，從硬件上而言，中國的國防及財經實力，今天已躍上國際舞台，儼然僅次於美國而成大國老二；然而軟體上而言，其氣節綱紀、則全面敗壞！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是黨賴以建立和活動的法規體系的基礎，具有最高黨法、根本大法的效力，而共產黨是領導着全國「各族人民」來「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民主是開放政治，與傳統封閉政治相對；科學是理性，與傳統的迷信相對。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運動，並無道理。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的大部分是做對的。

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五四百周年，回望當年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參與救國圖強，是艱難時刻促成民間社會奮進的年代，承傳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歷程。

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桎梏，即使縱觀其人生，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早已大於中國傳統文化。倒是後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因世事變化而更為深刻，反倒成就了最好的金庸。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民主選舉制度說起來雖然理想，但推行起來卻不是處處行得通，還要視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的教育程度，文化傳統，以及宗教背景等等。

其實至今，連當前的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兩個字與當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又有哪位領導人有這個魄力和膽量，把「共產黨」這個名字改了。可是你不改，顧名思義，貽笑大方。

中國全方位參與北韓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經濟利益，也符合雙方戰略和地緣政治上的現實需要。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當年願意與中國合作，但現在認為中國極權主義是全球安全威脅，令人驚訝。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