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海外傳媒給香港年輕人連日來的抗議行動冠以「雨傘革命」之名，實在大錯特錯，他們的政治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而是在本來已極為自由的社會爭取較大程度的民主而已，又豈能稱之為「革命運動」？這無非是在本地開放多元社會孕育下，理想主義者和學生在道德層面的抗議行動，但這場運動恐怕有逐漸失控之虞。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
港台兩地都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亦實施民主直選制度，既然鄧小平不憚其詞保證「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港人治港的民主直選承諾已然背信！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維繫亦難保矣，「一國兩制」的承諾是虛構幻影，由此管窺一斑。
學生上街已進入第二星期，令人揪心；不管支持還是不支持他／她們的行動，都難免「阿媽上身」，替他們擔心。品味過歷史，還有多一重顧慮：「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此指控是中華文化對任何掌權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官宦權貴，最嚴勵的道德譴責。
佔中進入第九天，政府與學聯對話的籌備會議初步達成共識。
老幼扶攜聲泣絕，淚依香港壯歌飄——您們做得夠了，回家休息吧，路漫漫其脩遠兮，香港民主的康莊大路還需要您們繼續開墾下去！
鬧學潮，就是爭平台，爭一個溝通的平台。或問，自由之都，不是有絕對言論自由嗎？你錯了！每一個平台，都有主人，都有立場，都有目的，都不屬於平民。既被剝削者，能有錢來搞平台嗎？即便是有幾個左翼知識分子願意為人民服務，他們能不被封殺嗎？平台，哪裏會有？如果有了，誰還會上街？
在政改問題上持溫和中間立場者，大都傾向支持第三種論說。不過，這派論者日益發現自處於泛民死硬派與建制派的政改主張夾縫中，他們既不擁護「自下而上」的政改方式，亦寄望未來民主政制能在毋須與中央對抗的情況下有所發展。他們相信「一國兩制」只有在雙方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方能實現。
最近香港的爭民主鬧事，愈演愈烈，還聽說香港學聯要求政府回應民眾佔領多區行動：要求特首下台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有關香港政改決定。如果到10月2日都無回應，行動就會升級，佔領不同政府機構。 看樣子，社會一時平靜不下來，再加上不懂事體的中學生罷課，大學生為民主而不怕犧牲，生怕香港不亂的黑社會渾水摸魚，香港政府不知所措，讓我們這些住在歐洲的華人非常操心。
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愈來愈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
佔中已持續一星期，佔中各個陣地亦開始討論退守金鐘的安排，一度有義工撤走，但部分示威者堅持留守。
嗚呼！熱情激動參與佔中的十幾萬市民，理想浪漫的數以萬計香港大學生，還有像玫瑰，像仙人掌一般天真可愛的幾千中學生，你們或許驕傲寫下個人光輝歷史的一頁，但你們有幾個認識的誤區。
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和公民是否有公平機遇參與社會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香港人期待政制開放，個人手中選舉特首的「票值」有較大改良社會的能量，隨着真普選希望的落空而迸發絕望情緒，終引致民怨大爆發。這種被意識為民眾自主自發的抗爭活動，能否解決、如何解決，和當權者是否能看清社會問題癥結所在，不無關係。
佔中踏入第七天，仍然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逐漸升溫，旺角街頭不斷發生肢體衝突，警察疲於奔命，場面失控。
佔中的對立面是反佔中。但，佔中派與反佔中派並不是戰場上真正的敵人和對手。所謂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指的是戰場擺在香港，背後其實是英美盟軍 vs 中國與香港。不管佔中金主一共花了多少錢，錢由他個人支付還是美國什麼民主基金承擔，粗略總體估計，策劃費不外幾千萬美元。這場戰爭，最後佔中或反佔中哪一邊自稱勝利，其實都是輸家。
香港市民佔領港九重要據點進入第六天，開始出現失控場面，與前幾天的氣氛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的經濟應由勞動力、企業家及知識分子等人力資本推動，以達致持續增長和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很明顯地不是議會內閣制，它較為接近總統制，但在至少四方面，它和一般的總統制又有重大的差異。雖然《基本法》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包含了「行政主導」的考慮，但實踐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只能是一個弱勢的政府，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基本法》的制度設計的結果。
學聯要求特首梁振英在午夜前夕辭職，否則揚言會圍堵衝擊政府總部，形勢再趨緊張。
真正的歷史並不是單面體，任何運動都有正流、逆流、暗流。法國羅曼・羅蘭曾無限感慨：「自由，自由，世間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中國文革一會兒說「學生運動天然合理」，一會兒又斥為反動言論。這次學潮的興起，不是政治陷入倒退或危機之時，而是社會政治生態試圖改良改善，民主進程略有滑動的時候發生。
「行政主導」原是對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制的描述，《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這種政制，賦予行政長官較高的地位和較大的權力，所以特別行政區政制也可視為行政主導的體制。但是，行政主導的原則是可以與行政立法互相配合和制衡及司法獨立並行不悖的，三者均為特區政制設計背後的原則。
十幾年前，中共至少在表面上嚴守住「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互不相犯」底線，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互不破壞彼此既有制度；沒想到佔領中環運動觸動敏感神經，尤其是在十一國慶之際，對中共而言是很沒面子的狀況。
十一國慶，佔中進入第四天，升旗禮和特區主要官員的祝酒儀式依舊，原定國慶煙花匯演則取消。
我接觸了一些香港學生，他們是愛香港和愛國家的，他們是講道理和想和諧的，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基本判斷和具體建議。我反覆說，中央政府最樂見香港民主，現在需要我們一起在立法中去充分地實現。我相信，只要誠意溝通，只要耐心引導，孩子們會成為推動香港改革開放的建設性力量。學潮不算什麼，壞事可以變好事，我們完全可以就此開啟香港偉大的變革。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香港政界人士和各專家學者有責任進行認真的協商，為目前的困局尋找出路。本文旨在拋磚引玉，促進討論。
佔中第3日，不但示威者身心疲累，警察士氣亦見低落，政府的回應將主導香港的明天。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
劉教授在1980年代後期——亦即《基本法》正在起草的時候——已經提出此觀點，並將這種安排形容為一個管治聯盟。他預料這個聯盟會將由香港社會的一些精英人士組成，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政治勢力，而中國中央政府會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佔中第二天，警方昨晚企圖使用武力清場，於不同地點投射多發催淚彈，激發群眾反響，集會人數不跌反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