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律擅於權變的特性再次顯現，他不按常理出牌，選擇了交煙保生和升旗立國的方式，巧妙的完成了鴉片由英商所有變為國家公共財產的轉換，從而將下一步事態的發展導向了中英兩國政府的行為。通過他交出鴉片後，作為民選的英國政府不可能再袖手旁觀，勢必要採取行動來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權威，同時也必須對選民中的勢力集團——英國商人做出交代。義律的這一舉動，無疑最終是點燃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利瑪竇出身歐洲貴族之家，受過16世紀時歐洲最好的教育，所以他既會修辭學，又會邏輯學，既熟悉歐幾里得幾何，又通曉亞里士多德哲學，還會繪製地圖。是他首先把歐洲300年間累積的知識介紹給中國士人。比如他的摯友徐光啟就驚訝地發現，原來中國文化中，缺少細緻的分析，只是長於綜合概述原則性的東西。
中三那年是我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之前，我的思想尚未定型，處於摸索階段，這時明顯地左傾了。這不僅是銳意閱讀和積極思考的結果，也跟一位與我往來頻密的同學不無關係。
滑翔是人類跟空氣互動的玩意。有風才有可能起動，但方向也要恰當才能借勢而行，是以滑翔區域的戰略性位置都樹滿了風向標。沒風和風向錯誤的時候，人們只能靜待變化。一旦有利條件出現，借勢起跑，繼而騰空一躍，就能乘風雲遊，俯瞰大地，盡享飛翔的自由。
《蛙》是莫言醞釀十多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創作的第十一部長篇小說。這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跟莫言的諸多長篇一樣，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中國農村60年混亂顛倒、慘無人道的生育政策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卑微而又醜惡的靈魂。
明嘉靖廣東某處有一條大清和河，上有一座清和橋，橋上有攤販擺賣。某次，菜販只剩下些少菠菜，正欲收檔回家，突然來了一位和尚、一位秀才和一位少婦，同要買他的菠菜，菜販一時難以決定應該賣給誰。不過，他也是個讀書的清士，忽然心生一計——要三人比賽作詩，誰作得好，就免費送給誰，作詩的條件是：一、就「清和橋」三字，每人挑一個字；二、再把此字拆開，去掉偏旁；三、留下與此同意字；以及四、再添一偏旁或部首，成一個新字。
在骷髏野地哭喪的臉孔，呼叫，加上蒼蠅亂飛的聲音，破落的殘破磚瓦，構成象徵死亡的畫面，催促復興文明的迫切。另一較容易引起關注的，是最後晚餐的再造畫面：耶穌已不再是最後晚餐的主角，耶穌門徒荒誕地變成賭徒，彈指之間，灰飛煙滅。寓意宗教也不能拯救人類的困境。
《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書序中引古語云：「不成規矩，不能成方圓。」無印良品的創立，正是起源自這個中心思想。舉凡企業運行、制度建立都不脫出「人、事、時、地」的交互關係。寫序者指出好制度是讓每位員工都有主管力，領導人建立制度是希望能夠善用群體智慧，提升工作成效。筆者以為作為課程領導者，要領導校內不同科目或/及組別發展校本課程，如果缺乏一個良好的制度，成果一定事倍功半。教育範疇廣泛，領域繁多，課程領導者根本無可能是每個範疇及領域的專家，若沒有制度去策動全校持分者向同一個方向邁進，很大機會是原地踏步，徒勞無功。
什麼是多采多姿的生活？像紅寶石的？像紫羅蘭的？為什麼一定要萬紫千紅？平淡的綠不是令人更舒服嗎？給我一片草地、一簇樹林，還有何求？香煙緩緩的繞着游絲升起，多麼恬靜，多麼適意，多麼有趣，可以陶醉，可以靜賞。
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史學、史家與時代， 都有密切的關係，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完全脫離時代。」 實藤惠秀在他三、四十歲青壯年期間，正值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侵華期間（1931-1945），雖然懷有一顆善良的心，保持對華友好的態度，但是未能完全逃脫軍國主義的荼毒和控制，更不能超越時代的影響，其思路變得紊亂起來。
朝見晚見無法逃避的車站名「書法」，真令人有一種文化霸權肆虐的感受。公共空間既然是「公共」的，便不應由某些團體或個人「私有化」。港鐵西港島線還有幾個新站即將落成，將來用怎樣的站名書寫設計，「有心人」是否應開闊眼界，接受批評，找個有份量的書法家完成彰顯「傳統文化氣息」這個莊嚴使命？
在歷史長河裏很多特別事件是環環相扣、習習相關的。特殊歷史事件如珠串相連，確實會影響時代的進程，也影響我們的命運。一戰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究竟身處後冷戰時期（Post-Cold War Era），後二戰時期（Post-WWII Era）或後一戰時期（Post-WWI Era）？或許都對。但事實上，我們正挺立在過去歷史長河以及未來時代巨流的中間，成了最具影響力的弄潮兒。
林則徐召集十三行行商傳諭，要求三天之內，洋商須將所有鴉片全部呈繳，不得絲毫藏匿，並要出具甘結合同。並聲稱：「如有再犯，人即正法，貨盡沒官。」同時，要求廣州海關暫停頒發外商離境紅牌，以禁止鴉片商人逃離，次日要將相關行商處斬。
什麼是超穩定結構呢？我想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感覺，但是很難說清楚。其實我也想不清楚。但是我想在這裏舉三個例子。
有些人以為大學是避世清靜地。在校園的樹林結一小廬，看來真像高人隱居之所。不過，大家都知道隱廬在香港幾近不可能。首先，這地方已沒有甚麼空間讓你結廬。其次是社會現實無處不在，就算你在郊野築起草廬，各種現實也會找上門來。
在德明唸小學的時候，雖然對乒乓球和足球有點興趣，但基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設施的缺乏，這興趣沒有得到適當的培養。進入拔萃之後，寬廣的校園提供了最基本的誘因，但更重要的是沒有了考試的壓力。在德明，體育是一門學科，合格才可升級；在拔萃，雖然設體育課，但它是不算入學業成績的。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入學不久便結識了兩位喜歡打球的同學：一位是坐在我後面的伍宗明，另一位是坐得較遠的吳煥運。
卓南生教授說：「比如當初我在大英圖書館，花了兩年時間亂翻報紙，當中有時一連幾個月毫無收穫，整天被挫敗感籠罩，那種日子非常難受。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出現了轉機，機緣巧合之下我有幸被破例允許到大英圖書館未公開的藏報庫中，找到了《循環日報》創刊初期五個月的原件。」卓教授淡淡地表示：「這些發現看來似乎是偶然，但其實是長期探究與耕耘的必然。」
1895年1月，《香港華字日報》報館起火，創刊以來經年累積的舊報存刊，悉數焚毀。此後數十年，因為史料奇缺，這份近代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報紙，其早期歷史便一直雲霧迷朦，面目模糊，甚至連報館後人也理不清自家身世。1923年，該報籌備60周年紀念刊，將創刊年份確定為1864年。事後證明，該報擺了大烏龍，把生日提前了八年之久。
莫言用他的筆，記下了這麼一個悲慘的故事，他在新版後記中說：「19年前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的家族小說，用了35天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在藝術的道路上，我甘願受各種誘惑，到許多暗藏殺機的斜路上探險。」
因為冬至之月為一陽回復，為關鍵性之氣候推移，故俗謂冬大過年，冬至既為氣候轉變之表徵，相關乎農作，故俗諺不少，如：冬至在十一月初，冷唔（不）多，冬有（月）尾，賣徂（咗）黃牛邌（來）置被；三九四九，伸不出手（冬至之後27-36日，冷啊），五九六九，河邊看柳（冬至之後45-54日回暖）——吹面不寒楊柳風也；乾冬（沒雨）濕年（過年雨水就多）。
木材就像人的皮膚會呼吸一樣，當空氣乾燥時會流失水分，微微收縮，而空氣潮濕時則會吸收外間水分，體積略微膨脹。因此我們在擺放硬木家具時，盡量不要放在過於潮濕或者過於乾燥的地方，比如靠近暖氣燼，或者地下室等地方，以免產生黴變及乾裂等。硬木家具如果好好保養，隨時可以用上半個世紀，若加以修繕，甚至可用上幾代人。
面對人生的無奈，面對人生的苦惱，作詞令我流連於深遠的境界裏，令我反思人生真義；喝酒令我擺脫羈絆，令我進入繽紛想像中。你對我說，貴為宰相日理萬機，怎可以浪費時間寫無聊小詞？不錯，民生諸事十分重要，但衣食住行之餘，你一定會覺得欠了點什麼，要尋找別的寄託，要讀首晏殊的絕妙好詞！
在早大中文系三年裏，惠秀還是獲益匪淺。他「起初的願望」是什麼呢？就是不但認識傳統的中國，也要認識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國人的苦難、奮鬥和中日友誼互動實況。三年下來，雖然語境艱辛，這些願望還是多少達到了⋯⋯
在這語言貧乏，溝通能力薄弱的世代，詩是城市的呼吸，靈魂的窗口。真正的詩人之所以能夠沒有溝通的包袱，仍因為他知道人類對自己所設計的語言常常基於個人認知的限制而失焦滑落，詩用異於言表的震撼叫人解除只圖尋求溝通表層的疏懶，而要省思不同思想體系的關注。
馬來西亞資深新聞工作者謝詩堅讀了韓方明的大作，投稿一篇〈馬共失敗的補充〉，認爲韓文所言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沒有解答問題的癥結。
一個荒淫而腐敗的朝廷，一個無序而貪污的政府，一個被叛亂弄得千瘡百孔的帝國，一個不知世界早已前行的自大的落伍王朝，國本動搖，人心盡失，最終只能選擇以割地、賠款求和，暫行賞借宣告了天朝的沒落已不可逆轉。
但丁（Dante）出生於意大利佛倫倫薩的一個已然式微，但仍算富裕的封建家族；當時正是意大利封建主趨於沒落，對外經商獲取厚利的工商階層日益昌盛的新舊交接的時代。但丁，由於他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的社會體驗和觀察能力，再加上他的文學天分，寫出了不朽之作《神曲》，吹響了歐洲文藝復興的號角。
足球場我們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因為木球隊有優先權。木球是英國人的傳統運動，深受校長和包括華人在內的部分教師的喜愛，所以獲得特殊的關顧。我們嘗試躲在場內一個不起眼、也不影響他們的三角地帶進行我們的活動，但也往往被逐。
香港真的不再一樣。 曾經一度是較為清晰穩定的中環價值，如今受到史無前例的挑戰。後佔領年代，社會價值戰將持續不斷，這是可以預期的。
讀完這本49萬字的長篇小說，讀者當可明瞭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農民的苦難歷程，也為莫言的生花妙筆迴腸蕩氣讚歎不已。有人說莫言的語言粗糙生澀、修辭效果呆板，實屬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