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納粹的文化革命其實並非新發明，納粹不過是抄襲歐洲已有的種族理論和各種敵視普世價值的觀點而集大成者。令人最為驚駭的是這種視種族仇殺為價值的「文化」是如何附於惡魔之身並最後釀成慘絕人寰的人間大悲劇的？

也許，人類潛意識中深藏的悲劇意識使人們更能為悲情所動，也許文化興起與衰落猶如草木枯榮的預言同中國文化潛意識中的日月迴圈、河東河西有着相通之處，而使得西方衰落之說能夠在東方不脛而走。

如果不從整體上反思，人類不可能應對地球生態的系統危機。同時，我們也很難設想，應對地球生態危機，可以罔顧政治參與與社會平等。生態變革必然伴隨着政治變革，沒有政治變革生態變革不可能成功。

文明崩毀學則是以當代文明必然崩毀為前提，研究崩毀如何到來。正是從此角度，塞爾維涅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警示：此次新冠疫情是「全人類的一次心肌梗塞」。難道科什的預言已經應驗？當代文明崩毀已經開始？

現代性高揚進步，催生了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至上主義。現代性將人的自由作為最基本價值，結果卻滋養了愈來愈肆無忌憚、自私自利、如無根浮萍式的對地球命運漠不關心的個人主義。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俄烏戰爭又於歐洲上演。儘管人們為和平奮鬥不已，但殘酷的現實是否證明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只不過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然而，俄羅斯具有世界最廣袤的國土，為什麼一方面擴張領土，一方面又時時處於不安之中？難道今天俄羅斯軍隊的暴行也在歷史上有跡可尋嗎？歷史學家們追根溯源，提供了令人震驚的回答。

漢字系統並非唯一表意文字，蘇美爾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均屬於表意系統但都只能曇花一現，只有漢字表意系統衝破語言的重大難關存活下來並發展成為兼具書寫與口語功能的獨特語言。這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不朽貢獻。

如何既抗疫救人又維持社會生機是目前法國和各個國家所遇到的最大難題。而在這個難題背後，是一連串的沒有答案的疑問。

去年10月，法國創立公民氣候會議，其150個成員全部由抽籤產生。這個由抽籤隨機選出的機構將會提出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決策，無疑是法國在抽籤民主方式上邁出的一大步。

新冠肺炎肆虐引來反思：人類可否同自然共存、相互交融並在現代意義上達成一種天人合一的大同境界？

如果我們希望給後代留下一個可以持久的安身立命的地球，我們必須教育後代和我們自己，維護地球，保護生態。

我們今天面對的無所不在的甚至危及到人類自身生存的污染，與其說是工業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人類佔有慾膨脹的惡果。

綜觀法國政壇的趨勢，不管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均企圖擠進生態政治這一大舞台。

啟蒙哲學家當年已感受到開拓自由之路一定荊棘遍佈，但不可能料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極權竟然能夠以高科技為手段，控制輿論、鉗制思想，封殺和扭曲信息的傳播。

人類不僅要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必須同大自然建立契約關係，並且時不我待！

法國知識分子真的沒落了嗎？從法國國內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詰問不可謂不多，但是，此話題關鍵並非在於提出問題，當今的法國，知識界缺乏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乃是不爭的事實。

對民主制度的批評聲音，多集中在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上。

今天的世界，烏托邦似乎已失去了光彩，更為詭異的是，曾經試圖取代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強制工程現在竟然挾持烏托邦之名而行強化極權主義之實！

近代的歐洲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和歷史舞台，西班牙為這一舞台提供了精彩的劇目和有益的啟示。

民主面臨的卻是一片未知的天地，民主總是需要打拼，總是需要尋找，需要發明，這是民主的宿命。

筆者覺得用生態文明概念命名我們的大學，有助於點燃後現代、後增長時代的希望與理想。

地球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枯竭、生物物種的急劇消失等現象並非僅僅是氣候升溫的後果。

法國著名哲學家布魯克內（Pascal Bruckner）表示，歐洲尤其是法國人堅信，全世界都恨我們，而我們認為自己罪有應得。從1945年開始，我們一直在為自己醜惡的過去懺悔：宗教裁判、奴隸制、法西斯、共產主義，一個接一個的血腥屠殺。在他看來，正是這種持續的懺悔使得歐洲失去了對抗野蠻的力量。

恐怖主義的威脅，迫使全社會深刻反思：伊斯蘭恐怖主義何以能夠興起並迅猛蔓延？法國為什麼會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首選之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為什麼能夠對包括土生土長在內的部分法國年輕人具有吸引力？

恐怖主義的威脅，迫使全社會深刻反思：伊斯蘭恐怖主義何以能夠興起並迅猛蔓延？法國為什麼會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首選之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為什麼能夠對包括土生土長在內的部分法國年輕人具有吸引力？

綜合看來，希臘債務危機的實質仍然是歐洲聯合危機。歐洲聯合進程已有近70年的歷史，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超越民族、超越國家的政治工程，其間歷經艱辛，充滿了曲折和危機，但每次都能夠化險為夷，通過危機及其轉化進一步推進歐洲聯合，體現了民主歐洲非凡的政治智慧。

今年9月至10月，辛加颶風訴訟案在當地開庭。被告當然不是颶風也不是海洋，但是人與海洋、颶風的關係，人又應該如何應對海洋、颶風及其演變卻是此案對全法國甚至全球提出的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在持續五周的訴訟抗辯過程中，無論是該案的緣由、特性、原告與被告的辯詞還是案件各環節中國家、地方政府以及個人的罪責等等層面，都使得此案有理由成為本世紀具有特別意義的經典案例。

《查理周刊》在法國正是承繼了諷刺傳統，為自由開道也為自由犧牲。

《查理周刊》在法國正是承繼了諷刺傳統，為自由開道也為自由犧牲。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俄語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對於法國文化界來說，亞歷塞維奇獲得諾獎乃是實至名歸。她的智慧和過人之處並非僅僅是其實證式、田野式的創作方法，而更主要的是她對其題材的選擇，對時代的獨到觀察和準確把握。

法國軍校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德特格羅德（Benoît de Tréglodé）在談到中越關係時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論斷：由於腐敗一直侵蝕到越南政權的最高層，政治人物需要動輒動用巨額款項買官。如競逐政治局委員時，一名中央委員的一票索價百萬美金。此款從何而來？德特格羅德分析說，中國對越援款主要以投資、合作項目，甚至直接支持某國家領導人的方式實現。有人估算中國為了能夠掌握越南高層，對越援款達150億美元之多。

政府的承諾不僅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推動，而其真正落實更是需要對社會發展模式、國家的治理方式，公民的參與方式和途徑進行徹底更新才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政府的承諾不僅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推動，而其真正落實更是需要對社會發展模式、國家的治理方式，公民的參與方式和途徑進行徹底更新才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