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編輯部

「日本文化對香港有很多方面的影響，特別是一種『shopping文化』，這是大家都不為意的，不論是香港人還是香港政府都深受其影響，這從政府如何對待創意工業就可見一斑。」

張澤松博士表示，編程學習是不分年齡的，無論老幼均應積極學習，以趕上科技發展。

歐年樂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對猶太人關上大門，唯獨上海接收了大約3萬名猶太移民，成為全球最大猶太難民集結地，這也是《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一書中，最讓人感受到英雄氣慨、最值得大

每當馬雲碰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會想：「我跟別人不一樣，我能把這件事做好。」

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

「醫德，就是當你面對個人和病人的利益出現衡突時，可以以病人的利益作為依歸。」

馮睎乾分享，自己對着「祖師奶奶」張愛玲筆記中那些中英夾雜的「鬼畫符」快要崩潰時，竟發現了彷彿冥冥中要寫給自己看的非一般張氏金句：「盡我最大力量，別的就管他娘」。

我們應該要清楚，世界都變很那麼快，怎麼可能說不變呢？如果留着50年不變的概念，會有誤解嗎？我相信會有很大的誤解，1997年至2047年完全不變，這不是一個事實。

M.A. Bennett在接受專訪時承認，自己對文學的熱情令她有機會接觸到另一個階層，從而發掘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表示:「今日香港社會眾多問題總跟土地嚴重短缺有關，我們必須有信心，有勇氣，亦有責任為香港做長遠整體規劃，好讓年青人及下一代享有更多條件、更大空間，生活得更快樂，工作得更安穩。」

梁智鴻醫生每做一件事全以大局出發，無考慮自己，亦在大局中考慮所有持份者的利益，務求做得公道，因此高永文醫生十分尊敬他。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

香港的補習事業蓬勃，是否就代表香港的正規教育失敗呢？為何遵理的補習能經營的如此成功？

在國際上，小地方要與其他地方競爭的話，在科技工科方面還是有希望做得到；而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都受到香港地方小的限制，缺乏環境。

今年入讀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的37名同學中，平均成績（最佳6科）在39分以上。排名首30名的考生，平均成績更高達41.27。

李敖喜歡被稱為思想家、文豪。他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可他幾乎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跟五四那代還能接上線的人，他跟胡適等名家有過交往，也和當時國民黨的將領和後人認識。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人是在群體中生活的，必須互相合作。貓咪之間的交往是建基於互舔身體，猴子之間的交往是建基於互相幫忙捉去身上的蚤子，而人類之間的交往則是建基於忍耐。」

馬傑偉樂觀地認為：「每一代人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標準可能要彈性點。全世界都面對年輕人難買樓的問題，紐約、倫敦亦然，但我相信思想上的talent，最困難時有解決方法，都是逼出來的。」

林燕妮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從她的文字間已能感受其真性情，沒有半點矯情，用字淺白、坦率，一針見血，把心中說話寫出來。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三位本土青年企業家有傳承、有創業，譜寫不同的香港故事。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新世代和人工智能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社會、企業和個人需要具備怎樣的明日思維，應如何擁抱未來？

《NGO與顏色革命》一書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NGO實踐的是「普世價值與人民福祉」還是「西方價值與國家利益」？

「《13‧67》在2013年完稿，2014年中推出台灣版，接着香港便發生了雨傘運動，國際都關注香港的情況，這本書在法蘭克福書展很自然地受到注目。當一所大型出版社買了版權，其他的出版社也自然關注起來。」

「村上春樹是關西人，如果他18歲沒有來到東京讀早稻田大學，而是一直在關西，或許就不會寫小說。」

「做議員時，我討厭在鏡頭前哭泣，認為絕無此需要。但寫書時，可以把感受很深的事情寫出來。此書與我在鏡頭前的表現，或許有點分別。」

編按：香港一代曆法大師蔡伯勵先生2018年7月26日清晨在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6歲。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