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居禮、郎之萬和蕭邦的故事

承接前文：〈在巴黎左岸的拉丁區〉

站在法蘭西公學院的陽台，可俯瞰整座巴黎：拉丁區的屋頂、索邦大學、先賢祠……這座500年歷史的著名學府見證過無數大師的思想光芒，站在這個著名的陽台上目光所及，皆是故事。一位到訪此處的物理學家回憶起沉澱在此一個個不朽的靈魂，追問着在「正能量」敘事泛濫的今天，我們是否還能保有那份希臘悲劇般的深沉與真實。

離這個陽台不遠的地方，就是青年時的瑪麗·居禮和她的丈夫皮埃爾·居禮發現放射性元素鐳的實驗室，那其實是一個夏天悶熱、冬天寒冷刺骨的簡陋工棚，貧寒的居禮夫婦日以繼夜地攪拌着成噸的瀝青鈾礦殘渣，經過數年的努力（1898至1902年），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成功從8噸礦渣中提煉出了0.1克、散發着淡藍色螢光的氯化鐳，讓居禮夫婦成為著名的科學家，並在190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更讓來自波蘭一名不文的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a Skłodowska）成為了世人所知的居禮夫人。

但是好景不長，皮埃爾1906年因為車禍意外逝世，仍然盛年的居禮夫人成了寡婦，皮埃爾的逝世給她帶來了毀滅性的精神打擊，不過一如她一生的行事，居禮夫人最終堅強地挺了過來，並接替了皮埃爾在索邦大學的教授職位（成為索邦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教授），繼續着他們共同的科學事業。時間不斷往前流淌，人們似乎接受了居禮夫人總是穿上黑色的長裙，並因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而臉色蒼白的一副科學修女或者聖徒的形象，彼時保守的法國社會似乎沒人覺得她也是一個有愛有恨有血有肉的中年女人。

兩個受傷靈魂相遇

到了1910年左右，距離皮埃爾去世已經過去了4年，居禮夫人一直深陷在孤獨與高強度的科研工作中，彼時她大約43歲。就在這時，她和皮埃爾的得意學生、小她5歲的理論物理學家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發生了一場轟動社會的戀情。這戀情和之後瑪麗·居禮的人生，正是我在陽台上想到的個人選擇和個體自由表達的故事的主線。

朗之萬比瑪麗小5歲，彼時也正深陷在自己糟糕且充滿暴力的婚姻裏，日常的接觸讓瑪麗和朗之萬這兩個同樣孤獨且在科學上高度共鳴的靈魂最終走到了一起。他們在索邦大學附近租了一個簡陋的小公寓（離法蘭西公學院的陽台不遠），這裏成為了他們遠離喧囂的「安全屋」。每天結束高強度的實驗室研究工作後，他們會在這裏私會，一起做飯、喝茶、討論最新的物理學進展，相互撫慰和激勵。在這場愛情中，瑪麗作為一個成年的女性，坦誠和真實地表達出對於愛和性的要求，她寫給朗之萬的信件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科學聖女」的內心。

我是多麼渴望看到你的眼睛裏重新燃起渴望我的火焰……當我能完整地擁有你（t'avoir tout à moi）時，那種肉體與靈魂的戰慄是無法言喻的。
我們曾經在那個小房間裏的擁抱和親吻，是我在冰冷的實驗室裏唯一的慰藉。
一想到我們可能會被分開，我就渾身發抖……我是如此需要你的撫摸、你的親吻，需要我們那間把世界隔絕在外的小房間裏，感受到你的身體緊貼着我的身體。我活着，似乎只為了那些能夠完全屬於你的時刻。

這樣的話還有很多，此處也沒有必要過度引用，但這些瑪麗寫給朗之萬的情書充滿了女性覺醒和人性慾望的真實記錄，讓我們看到瑪麗不是教科書裏那個沒有情感、只會盯着放射性元素的「科學石雕」，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會嫉妒、會瘋狂陷入熱戀、極度渴望愛人的撫摸、親吻與肉體溫存的真實女性。這些真實的字句，恰恰讓她的形象變得更加完整和感人。

今日的居禮夫婦博物館，這裏是居禮夫人中後期工作、研究長達20年的地方，也是她的女兒和女婿發現人工放射性的誕生地，現時是居禮研究所的一部分。

戀情曝光惹抨擊

但又一次好景不長，才一年左右的時間，到了1911年，瑪麗的信被朗之萬的妻子截獲並曝光給了媒體，霎時引起了巨大的醜聞，小報甚至用「波蘭蕩婦」這樣的話來侮辱她。更加糟糕的是，1911年底正是她第二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時間節點，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和科學界的道學家們也有了讓她放棄的討論，瑞典科學院的成員甚至寫信給她，說到：

如果你來參加頒獎典禮，瑞典科學院將感到非常尷尬，請你留在法國，等風波平靜之後再說……

此時深陷在輿論漩渦和壓力中的波蘭女子瑪麗，又一次展示出她的堅韌和對於自己內心的遵從，她回信說：

我認為我的科學工作與私生活之間沒有聯繫。我不能接受對於私人生活的毀謗和歪曲來評估科學工作價值的方式……

她在1911年底仍然頂着所有的風暴，以一種極其高傲的姿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從瑞典回來之後，她和朗之萬的戀情由於社會的壓力不得不中斷，她本人更因為長期的疾病，以及由風波帶來的精神壓力，閉門謝客一年之久。

後來走出陰霾的瑪麗變得更加忠於自己的內心，不屑於和社會和科學界的虛偽為伍。她並沒有向社會妥協做一個唯唯諾諾的「失足寡婦」，躲在拉丁區的實驗室裏閉門思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科學創造和生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她意識到X光拍照對於醫療檢查的重要性，不但考取了卡車駕駛執照、自學汽車維修，而且親自開着裝有X光設備的卡車奔赴前線，為傷兵以當時仍是十分罕有的X光檢查傷口。

她帶着17歲的大女兒伊雷娜（伊雷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瑪麗的女婿，在1935年因發現人工放射性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冒着德軍的炮火，把20輛X光車和200個戰地放射科站點，直接開到了最危險的戰壕邊緣。她還親自培訓了150名女性放射技師，讓X光車可以常年頂着炮火在凡爾登、馬恩河等最危險的戰區之間穿梭。據統計，僅這20輛車就為前線數十萬名剛剛從戰壕裏抬下來的重傷員進行了緊急篩查，幫軍醫在感染爆發前的黃金時間內取出了彈片。

戰爭結束後，由於她拯救了無數法國士兵，法國政府上上下下感到無比羞愧。為了挽回面子，政府提出要給她頒發法國最高榮譽──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但居禮夫人的回應居然是直接拒絕。這是她對主流世俗社會、那些曾試圖用道德審判毀滅她的官僚政客和科學界的假道學，進行的一場最不妥協的精神反擊，她用自己的行為實踐着個體生命的自由表達的權力。

拉丁區的藝術氛圍無處不在，小巷和街心花園還像100年前那樣平靜優雅，好像瑪麗·居禮和朗之萬剛剛結束一天的工作從這裏走過，興沖沖地走向他們的愛巢。

蕭邦巴黎故事同樣執着自由

同樣遵從自己的內心、執着於個體自由的，還有瑪麗·居禮的波蘭同鄉──鋼琴家蕭邦（Frédéric Chopin，1810—1849）。蕭邦的成名和社會讚譽都是在巴黎取得的，他是巴黎沙龍的寵兒，浪漫主義音樂和傷感時尚的代言人。但是到生命的晚期，在諸多病症折磨之下，又和愛人喬治·桑感情破裂分手，他開始離群索居，不再關心沙龍或者音樂會的演出，不再參與巴黎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動，把自己關在家裏埋頭作曲。

這個時期的他，不再是人們熟悉的Polonaise（波蘭舞曲）或者 Sonata（奏鳴曲）時期的蕭邦，音樂不像早期那樣悅耳怡人，不再順從古典格式，敘事也不再有那招牌式的少年愁緒，甚至不再向巴黎解釋波蘭。他的音樂轉向極其個人化的內心獨白，樂曲和聲游移而又情感克制，在極致的平靜中隱藏着極大的不確定性。他這個時期的音樂是一個藝術家對於生命流逝和悲涼的平靜言說，是一個偉大的靈魂在衰弱的肉體束縛中，在即將熄滅之前煥發最後的光芒。

站在法蘭西公學院陽台上的我，神遊中冒出蕭邦後期的夜曲（Nocturnes, Op. 62 No.1, 2）、瑪祖卡（Mazurkas, Op. 63, 67）和幻想波蘭舞曲（Polonaise-Fantaisie, Op. 61）的旋律。這裏面蘊涵着即興表現（improvisation）的精髓，穿透力甚至啟示了100年後的爵士樂和藍調精神。

這是蕭邦在獨自面對死亡的時候，不再需要掌聲和崇拜者，就像瑪麗．居禮不再需要世俗的榮譽，而是遵從於自己的內心，在琴鍵上把個體生命中無法言說的痛苦──疾病、鄉愁和情感生活的坎坷，用深邃的現代性的語言，克制卻又準確地表達出來的真誠嘗試。這樣忠於自我、忠於個體自由表達的創作是蕭邦藝術的高峰，到今天還在感動着我們。

蕭邦在獨自面對死亡的時候，不再需要掌聲和崇拜者，而是遵從於自己的內心，在琴鍵上把個體生命中無法言說的痛苦表達出來。（Wikimedia Commons）

人生盡頭獨自面對內心

看着巴黎在眼前鋪開，我想到的，歸根結底還是個人的選擇和自由。就在離這裏不遠的實驗室中，年輕的瑪麗·居禮正吃力地推着裝滿瀝青鈾礦渣的小車去提煉鐳，沒有人強迫她，她付出的辛勞都是自願的；也是在不遠的公寓裏，中年的居禮夫人完成一天的工作後，正在和自己的情人朗之萬相會，用同樣發乎內心的愛情滋養科學和創造；更是在不遠的路上，一戰時的居禮夫人正準備駕駛X射線醫療車奔赴戰場，她不屑於和法國國家官僚機構為伍，甚至用諾貝爾獎金資助自己的X射線卡車（她還準備熔化獎牌成黃金原料換錢，被震驚的銀行職員勸止）。

她用這樣的決絕來反抗世俗的壓制，和偽善的科學界切割，忠誠地實踐着個體生命的自由表達。人們說戰爭結束後，她常常獨自在實驗室中觀察着閃爍着螢光的燒瓶，是在思念着皮埃爾、朗之萬，還是在克制的平靜中回味着自己的人生選擇？既然社會希望她成為沒有慾望的修女，她就把自己的熱烈和真實轉化為孤獨、清苦和對於不公平世界的蔑視，她已經不再需要他們，而是變得像蕭邦一樣，在人生的盡頭獨自面對着自己的內心，不為別人，而是為自己發出幽幽的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