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打工人：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個體、市場與國家》英文原版的一個核心論點是：理解中國的創業打工人，不能只看個體的選擇、奮鬥或焦慮，而必須回到塑造這些選擇的兩個更深層的制度性維度──國家與家庭。
在美國主流的創業神話中，創業者往往被想像成脫離家庭與社會網絡的孤膽英雄：一個原子化的個體，憑藉天賦、冒險精神與資本支持，以一己之力改變世界。但中國的故事從來不是這樣。中國的創業者，很少真正獨行。他們始終嵌入國家的政策軌道、資本配置與治理邏輯之中，也深深繫於家庭這一最基礎卻最容易被忽視的再生產單位。
國家始終在場
國家始終在場。從中關村早期的「火炬計劃」，到清華控股體系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從半導體「大基金」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國家從來不只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更是資本的組織者、風險的分配者，以及產業方向的引導者。書中記錄的投身加密芯片的海歸創業者，之所以能在中美科技戰最緊張的階段逆勢突圍，不僅因為個人能力或技術判斷，更因為國家資本在關鍵節點上的戰略下注。辦公室牆上與政府官員的合影，不只是象徵性的政治裝飾，而是一種現實的信用背書：在中國，它既可能意味着資源、合法性與保護，也意味着與政策周期共振的脆弱性。
然而，國家也並不是單向度的扶持者，它同樣製造波動、篩選贏家，並在政策轉向中重新定義失敗。2015年前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曾將無數年輕人、小商販與技術中介捲入O2O（Online-to-Offline，線上到線下）、共享經濟與平台創業浪潮；而隨後的供給側改革、平台整頓與城市治理升級，又迅速讓大量草根創業者在租金上漲、資本退潮與監管變化中出局。第三章中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涂，其家譜編纂事業在城市更新與空間整治中被迫清場，散落一地的不只是書頁，也是一個時代草根創業者對於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的想像。他後來計劃中的自傳標題《創業受難記》，恰恰道出了中國創業神話背後的結構性不穩定。
進入2023至2026年，這種國家在場並未減弱，而是以新的形式進一步深化。隨着中美科技競爭升級、生成式AI崛起，以及「新質生產力」被提升為新的國家戰略，國家的角色已從「大眾創業」的廣泛動員，轉向圍繞人工智能、算力基礎設施與產業安全展開的新一輪精準組織。多地政府開始推動AI驅動的「一人公司」（OPC, One-Person Company）政策試驗：提供算力券、低租金辦公空間、閒置產業園改造、模型與數據支持，以吸納被裁撤的大廠員工、製造新型就業，並將個人創業重新嵌入國家主導的AI發展框架之中。這種模式表面上看似降低了創業門檻，鼓勵「一個人+AI智能體」的超級個體，但更深層次上，它也意味着國家正在通過低成本、大規模試驗，把個體風險進一步私人化，同時將技術轉型、就業緩衝與產業升級整合為一種新的治理工程。換言之，從「雙創」到OPC，變化的不是國家是否介入，而是國家如何重新組織個體、技術與風險的關係。
沉重的微觀錨點
如果說國家構成了創業打工人的宏觀錨點，那麼家庭則是他們更隱秘、也更沉重的微觀錨點。
在W村，我看到電商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創業，而是一個家庭生產單位的重組：父親負責打包發貨，母親承擔照料與後勤，妻子做客服，丈夫負責運營，孩子則在倉庫一角寫作業。所謂「家庭作坊」的數字化，並沒有消滅家庭勞動，反而以平台化方式重新調動了家庭內部被低估的情感勞動、照護勞動與代際資源。代購女性也是如此。她們看似擁有了自由職業者的身分，背後卻往往依賴父母幫忙發貨、母親照顧孩子、伴侶容忍家庭空間被庫存侵佔。創業打工人的自由，往往並非真正的個體解放，而是建立在家庭成員之間權力關係的微妙協調和大家庭對個人的托舉。
而在房地產下行、青年就業不穩與老齡化加劇的2020年代中後期，這種家庭錨定變得更加關鍵，也更加脆弱。過去20年，中國家庭曾通過房產升值、教育投資與代際積累為下一代創業或就業托底；但隨着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財政緊張與中產家庭資產縮水，家庭愈來愈像一個被過度透支的緩衝裝置。許多年輕創業者得以進入AI創業、跨境電商或靈活就業，不是因為風險消失了，而是因為風險被重新轉移給父母的養老金、家庭儲蓄與住房資產。所謂「下行式家庭主義」在今天呈現出更尖銳的現實：資源繼續向下一代傾斜，但這種傾斜往往以父輩養老保障的縮水、中年人的多重負債，以及家庭整體抗風險能力的下降為代價。
因此，2026年的中國創業打工人，既不同於矽谷神話中的自由企業家，也不同於改革開放早期赤手空拳的個體戶。他們更像站在國家戰略轉型與家庭再生產危機之間的「超級個體」：一方面被鼓勵成為AI時代低成本、高彈性的創新節點，另一方面又必須依靠家庭繼續承擔新風險。
國家與家庭，依然是他們的兩隻錨。只是今天，這兩隻錨既提供支撐，也製造束縛；既可能托舉一個人向上，也可能讓整個家庭共同承擔新時代創新的代價。理解這一點，或許正是理解當代中國創業打工人命運的關鍵。
為什麼要在2026年讀這本書？
三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2023到2026年，可能是中國數字經濟史上最跌宕的三年。這三年裏，我們見證了AI從「科幻」變成「日常」，見證了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見證了中美從「競爭」滑向「對抗」，見證了「靈活就業」從「補充選項」變成「主流現實」。
如果說本書最初的寫作，是試圖捕捉2010年代中國創業浪潮中湧現的一種新型勞動形態，那麼在2026年重讀這些故事時，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已經終結的歷史階段，而是一種仍在不斷變形、卻具有高度延續性的結構性邏輯。過去十餘年間，表面的現象確實發生了劇烈變化：從「互聯網+」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動員，到平台經濟的擴張與整頓；從電商與內容創業的爆發，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與「一人公司」成為新的熱點；從資本狂熱到監管收緊，再到地緣政治與技術民族主義塑造的新產業格局。然而，這些變化並未替代本書所揭示的底層機制，反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不同形式被不斷重申與強化。
首先，「創業作為生存策略」的邏輯並未消退，反而在就業不穩定與技術替代加劇的背景下進一步擴散。從平台經濟中的個體商家，到AI時代被鼓勵成為「超級個體」的一人公司，從電商賣家到內容創作者與算法勞動者，越來越多的人被組織進一種以自我投資、自我經營與自我負責為核心的勞動體制之中。正如本書所指出的，創業早已不只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成為一種被普遍化的生存倫理與治理工具。
其次，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並未被重塑為一種全新的結構，而是在延續中不斷調整其權重與形式。國家仍然通過政策、資本與基礎設施深度介入創業生態，只是從早期的廣泛動員，轉向圍繞「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性組織；家庭仍然承擔著勞動再生產與風險緩衝的關鍵功能，只是在房地產下行與人口結構變化的背景下，其承載能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換言之，創業打工人的生存，依然被錨定在國家與家庭這兩大制度性力量之間。
更重要的是，本書所強調的那種「介於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夾層位置」，並未隨着技術進步而消失，反而在AI與平台化進一步深化的條件下變得更加普遍。無論是電商創業者、代購、平台騎手，還是如今的AI開發者、內容生產者與「一人公司」經營者，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擔著創業者的風險，卻缺乏相應的保障與控制權。這種結構性張力，正是理解當代中國數字經濟與勞動轉型的關鍵。
因此，這本書並不是在追憶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事實上，這個時代從未真正結束。它所做的，是將「創業打工人」這一群體歷史化，揭示其如何在特定的全球與中國語境中被生產出來，並如何在不同階段不斷被重組、放大與再編碼。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書試圖回答的不僅僅是「當時發生了什麼」，而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以及在看似不斷變化的表象之下，哪些結構仍在延續，並將繼續塑造我們可能的未來。
同時，本書也試圖將中國創業打工人的經驗放在比較視野中審視。中美兩國的創業打工人在2010年代初曾經共享一些相似的期待和焦慮，但到了2026年，他們已經被截然不同的制度環境推向了不同的方向。美國的創業打工人正在被AI加速主義裹挾，成為寡頭帝國的燃料；中國的創業打工人則在極度內卷中練就了節儉式創新的本領，以「一人公司」等新形式在縫隙中求生。他們的命運，折射的是兩國發展道路的分岔。
葛蘭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寫下那段著名的話時，他所描述的「間隙期」同樣適用於我們當下的處境：
危機恰恰在於，舊的事物正在死去，而新的事物無法誕生；在這個間隙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症狀出現了。
舊的工作方式在消亡──終身僱傭、鐵飯碗、清晰的職業階梯，這些20世紀的遺產正在快速退場。新的工作方式在摸索──零工、平台、AI輔助、一人公司，它們承諾了自由，卻帶來了不穩定性。舊的保障體系在崩潰—社保、醫保、養老金在老齡化浪潮中搖搖欲墜。新的保障體系遠未建立。
在這個間隙期，焦慮、倦怠、內卷、躺平、孤獨、意義的迷失⋯⋯ 這些「病態症狀」充斥了我們的生活。
但也正是在這個間隙期，「創業打工人」出現了。他們既是被擠壓的受害者，也是主動的探索者。他們承受著這個時代最沉的壓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這個時代。他們沒有等待國家或企業的拯救，而是拿起手機、打開電腦、學習新的工具，在數字經濟的裂縫裏種下自己的莊稼。
這本書，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它關於希望，也關於幻滅；關於自由，也關於束縛；關於個體的奮鬥，也關於國家和家庭這兩隻巨大的錨。它試圖在宏大敘事與微觀經驗之間架一座橋，讓讀者看到──那些被統計數字濃縮為「靈活就業人員」的幾億人，其實是活生生的、有笑有淚的、在不確定中努力求生，在內卷時代探求生命意義的普通人。
節錄自《創業打工人》序言，本社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創業打工人：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個體、市場與國家》
作者：張琳
譯者：陳榮鋼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6月
作者簡介：
張琳，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士，紐約大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型碩士，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全球數字經濟、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產業、全球中國、社會公平與發展。著有 The Labor of Reinventi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Chinese Digital Economy（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3 年），並於國際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目前在創作一本關於跨國生物科技產業與全球中國崛起的新書。同時擔任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副主編與多家國際權威期刊的學術評審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