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中美元首會晤助兩國關係止跌回穩

特朗普訪華後，中美關係出現戲劇性變化。白宮首次正式採納「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表述，雙方圍繞經貿合作、戰略溝通與台海風險管控釋放積極信號。但與此同時，科技競爭、產業鏈博弈、台灣問題以及美國內部結構性矛盾，仍讓中美關係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本次中美領導人會晤早已結束，但背後的問題依然值得深思：此次元首外交為何能夠推動中美關係止跌回穩？特朗普為何與傳統美國戰略界存在明顯差異？台灣問題上的風險點究竟在哪裏？人工智慧、金融風險與全球化潮流，又將如何影響未來的中美互動？

中美關係出現戲劇性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李成教授作為橫跨中美學界40餘年，親歷中美關係多個關鍵周期的學者，結合此次美國總統訪華，如何評價當下的中美關係？與以往的中美元首互動相比，這次有何不同？

李成：首先最大的不同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因為過去9年中美關係實際上一直在下滑，所以大家都很擔心。當時中美兩國互相關閉領事館，美國方面要脅停止接受中國留學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甚至提出要在經貿徹底「斷鏈脫鈎」，同時要停止各種民間的交流。

由此看來，中美關係在當時可以說是變得非常糟糕，一直在下滑，我們不知道哪裏是谷底。最令人擔憂的當然還是安全問題，在台海、南海方面不斷要脅中國，製造很多可能會擦槍走火的事件──當然擦槍走火都不是兩國的意願。美國方面甚至有人叫囂，即使美國自身不保，也要阻攔中國的崛起。主要原因就是中國變得愈來愈強大，中國與9年前的中國完全不一樣，與20年前的中國相比更是有着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次會談中，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必有一戰的宿命論觀點，他認為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一個陷阱。我們首先要挑戰這種宿命論，而特朗普總統對此也作出了類似回應，他從一開始就表示中國是朋友，這一點至關重要。從將對方視為敵人到定位為朋友，沒有什麼比這更具戲劇性了。

我在中國香港生活，日常透過各種民間渠道關注中國各地的報道。實際上，在特朗普訪華之前，中國民間對他有不少負面評論；但他訪華後，正面評價顯著增多。可見，就中美兩國民間印象而言，很多看法是可以改變的。這一點很有意思，一次元首會晤，就推動了這種改變的發生。

這讓我想起基辛格博士曾與我談及的「元首外交」。他親歷了中國五代領導人的歷程──自上世紀70年代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他不僅與每一代中國領導人都有過非常密切的往來，同時也與上世紀70年代至今的美國歷屆總統多有接觸，唯一未曾接觸的是拜登，而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兩人仍保持着頻繁互動。

基辛格認為，中美兩國的元首外交在出發點與着眼點上存在顯著差異：美國方面往往是就事論事，聚焦經貿合作、市場准入、技術競爭，如果就而今的這次中美元首會晤而言，或是伊朗局勢、俄烏衝突等地區性議題；中國則更重視宏觀層面的戰略定位，首先要先明確彼此是朋友、夥伴、對手還是敵人，這是核心前提，唯有這一問題解決了，後續問題才更容易推進。如果將中國視為對手甚至敵人，整個對話方塊架便已被限定。此次中美元首會晤，戰略定位依然至關重要，中國媒體也持續強調「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定位的深遠意義。

而特朗普從一開始就強調中美友誼，這是他一以貫之的立場。除了過去9年中兩段短暫時期──一段是競選期間的競爭話術，另一段是新冠疫情期間的甩鍋言論──他始終將中國視為極其重要的存在，也是其諸多談判中的關鍵資源。他對中國懷有發自內心的敬畏，這與其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薄有關。因此，他更容易接受中國提出的新定位。對特朗普而言，其主要對手並非中國，而是國內勢力，或是那些他認為長期搭美國便車、不符合美國利益所在的盟友。他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來看待問題。

因此，特朗普與中國的諸多戰略思維存在契合之處。此次戲劇性轉變並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層邏輯：既源於中國戰略層面的通盤考量，也基於對當下美國及特朗普這位特殊領導人的了解。從這一角度出發，這無疑是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成功。不過，這不僅是中國的成功，對特朗普而言同樣有利。從更長遠的視角看，這更是對中美兩國都有益的局面。試想一下，如果真的發生軍事衝突，對美國有好處嗎？顯然沒有；對世界有意義嗎？同樣毫無意義。因此，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情確實是可賀可喜的。

中美關係不是新版美蘇冷戰

《中國新聞周刊》：特朗普離開北京時，似乎並未完全接受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後來卻在接受新聞採訪時肯定兩國關係的新定位。

最新消息顯示，白宮已正式採納「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表述，但是加了限定詞，即「基於公平的、對等的基礎」。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又會如何闡釋這一概念？此外，這與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戰略穩定有何不同？

李成：首先，我認為特朗普接受這一表述並不奇怪，他本身極其看重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儘管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前可能未公開表態，但實際上他此前應該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了一定的默契。在概念的公布過程中，通常美國並不願意讓其他國家主導戰略框架的制定，這一點更值得玩味了。

我認為這一框架是現實且務實的。過去9年間，中美兩國都發生了諸多變化。作為一位務實的、意識形態色彩不那麼強烈且政治敏感度高的總統，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的整體判斷，既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體現出務實的態度，而非過度意識形態化或陷入過度的恐懼──我認為他並沒有這樣的傾向。

這與美蘇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冷戰的基調是有限遏制而非全面遏制，其首要目標是防止戰爭。這樣一個區別於「熱戰」的「冷戰」概念早在冷戰初期就已經明確界定。值得注意的是，前蘇聯與當今中國存在本質差異。前蘇聯完全游離於國際經濟體系之外，科技也僅在航空航太等個別領域具備優勢。而中國的發展是全方位的，在經濟上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甚至在全球化融入度上超過美國；從軍事與科技層面看，當前的中國在這兩個領域均實現了長足發展；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保持着政治的穩定，這是前蘇聯所不具備的。因此，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對前蘇聯的判斷存在根本差異。

冷戰期間，喬治・肯南曾指出蘇聯在政治層面存在潛在問題。而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源於對中國會愈來愈強大的認知，以及曾經寄予厚望的「和平演變」設想的落空。這兩種狀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美國的「有識之士」正是基於這種認知，才產生了遏制中國的想法，但實際上這種遏制最後不會成功。

此次特朗普訪華的表現，明顯與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甚至與他身邊的一些鷹派人物立場相異。更不必說拜登政府此前的外交政策，在當時形成了鮮明的陣營對立。而特朗普根本不認同「陣營對抗」的邏輯，因此無論是對中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他的認知和以往過度的意識形態化是不一樣的。

特朗普直面中國強大事實 重啟對等合作

《中國新聞周刊》：結合白宮宣布中美兩國之間「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認定，要加上「基於公平的、對等的基礎（on the basis of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以及特朗普率領了大批美國企業高管訪這兩件事情，如今的美國，尤其是美國商界對中國的態度，與10年前有沒有什麼變化？這種「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未來會否再有改變？

李成：實際上，「對等」「互利」是中國外交的常用表述，美國過去在這方面提及較少。不過，現在的特朗普也開始強調這些原則，這恰恰印證了我剛才所說的，他是務實的，他也看到了美國存在的諸多問題。

這次他率領大規格代表團訪華，但發生了很多微妙的變化。9年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當下。如今，中國正展現出全方位崛起的態勢，不僅在經貿層面，在科技層面的發展同樣顯著，AI、芯片等產業均實現顯著提升。儘管在金融領域仍與美國存在一定差距，但也發生了很好的變化。所以此次特朗普率領大規格代表團訪華，意在進一步拓展中國市場。而中國也希望避免中美「斷鏈脫鈎」。「脫鈎」的說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經常出現，當時的國務卿蓬佩奧頻繁提及「全面脫鈎」。現在，美方重新認識中國，回到了與中國合作的道路上，這種合作實際上是互利且對等的。

問題在於，中國在更多情況下追求的是包容性增長。這是因為在諸多領域，中國對美國的需求與美國對中國的需求存在差異。當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斷，但我個人認為，雙方都需要在經貿方面開展合作，只是合作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國更多是從戰略層面考慮，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就是「buy time」，也就是爭取時間、贏得時間。再過幾年，美國能對中國形成的壓制可能會愈來愈少，中國在半導體、AI、量子科學等領域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而在其他領域正在迅速發展乃至趕超。所以這種互利對等的合作在當前階段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從實力地位來看，中國正在變得愈來愈強大。特朗普用「very strong」來形容中國，談到了中國的偉大。他完全是從他的內心出發，是真誠的敘述，不像有些人那麼虛偽，明明內心充斥着忌憚卻不明說。現在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其實在7、8年前表示：「如果我們再等10年，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中國會完全趕超美國。」但在一年多前，他發現「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目標基本達成，所以他應該會認識到中國的強大與發展態勢。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雙方在經貿領域開展合作對彼此都有利，尤其是那些大型企業負責人，對此看得更為清楚。中國也需要能源與農產品，這既是實際需求，也與中國的戰略定位相關。貿易本身便發揮着重要作用，正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言：如果貿易中斷，戰爭或許就會爆發。由此可見，貿易不僅僅是貿易，而是一種全方位的互動與聯結。

全球化對美國作用有限 中國應推動包容性增長

中國和美國實際上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國。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在10年前達到了一個高峰。不過現在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很多人對全球化有了新的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的作用實際上很有限，這種觀點的產生是有原因的。美國的獲益群體主要集中在高端大型企業，尤其是前20%的收入群體，而其餘80%的收入群體並沒有從中獲益。

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同事三年前做過一項研究，發現美國男性藍領工人現在的平均收入與上世紀70年代完全相同，也就是說，過去50年裏沒有任何增長，除非把女性工人的收入加進來，可能還有增長。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能在藍領工人中獲得廣泛支持，以及拜登上台後本想降低關稅卻未能成功。

在我的觀察中，「全球化」這個詞在美國或許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在中國仍然是褒義詞。事實上，不僅國家從全球化中獲益，而且收入最低的群體，其收入也實現了超過200%的增長，這和美國的差異十分顯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中國更應該學會換位思考，推動包容性增長，把經濟蛋糕做得更大。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領導人正在不斷強調包容性增長。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務必要注重互利，而非完全單方面獲益。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不僅西方會對中國產生看法，就連中國的一些鄰國恐怕也會難以招架。所以這是整個經濟行為模式的重大調整。

如何找到新的增長點，讓各方都能從中獲利？中國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起步階段，西方的中產階級是他們最好的夥伴，因為西方的中產階級提供了市場。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如今西方中產階級並未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其實也能為他們帶來福利。這種觀念轉變需要時間，因此保持戰略耐心至關重要。

〈專訪李成：中美不必急於推動達成「第四個公報」〉三之一

原刊於觀察者網、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本社獲受訪者授權轉載，文章標題為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