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下稱關愛隊）在18區全面落實，已成為地區治理的固定一環。第一期服務在今年10月結束並常規化續期，隊伍數目由452增至455，反映分區邊界按人口流動微調──這些安排與政府提出的「持續無間斷、合區情區需、做更深更廣」方向一致。
就量而言，官方公開的累計數字不俗：至2025年第二季，關愛隊已完成約53萬次家訪、7.6萬次基本支援服務、並舉辦約3.8萬項地區活動；至第一期完結時，總結數字提升至約61萬次家訪、近10萬次支援、約5萬項活動。常規化亦伴隨資源提升：下一期資助額明確增加50%。
制度化三條邊界：廣度轉成深度
但規模與延續，不必然等同公共價值。當前的核心挑戰不在於再做多少次探訪或活動，而在於把外展、轉介與專業服務之間的邊界劃清，並把成果回饋，納入制度化的品質保證內部循環當中。否則，前線義工與專業社會服務之間容易「角色漂移」，倫理與問責也會被稀釋──在學術語境中就是Thomas Gieryn所強調的「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以清楚的分工與程序，把不同知識與角色的界線建構、維持或調整。具體而言：
1）外展與動員：由關愛隊承擔接觸與預判功能──家訪、社區活動、訊息配對與初步風險辨識。
2）專業化轉介：遇到風險、脆弱或複雜需要，必須按強度程序轉介至社福或相關部門。
3）素質保證回饋：專業部門將服務結果與風險評估回饋至地區網絡，形成可追蹤的內部循環。
這三條邊界，讓廣度可以轉化為深度，把一次性的活動，變成可持續的社會連結與風險管理。2025年起社會福利署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的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明確責承關愛隊識別與轉介獨居／雙居長者及照顧者，並提供程序與培訓。試點期（荃灣、南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2月，36隊已接觸逾7200戶，完成逾1200次福利轉介，並促成逾300室內緊急求助系統安裝；擴展後一年期觸達目標約6萬戶。
同時，基層醫療的地區康健中心已在全港鋪開，定位為醫社合作的樞紐：提供健康風險評估、慢病管理、社區復康與轉介協調──其制度角色與運作框架已然確立；只要把路徑正式化──「關愛隊辨識社會與健康風險 → 地區康健中心建立與管理照護計劃 → 社工協調家庭資源與福利跟進」──就能把大量個案在上游穩定下來。
學理視角：協作生產、街區人員與社會資本
我們可以再從多一點學理去尋找洞見：
1）協作生產（co‑production）。在公共行政與制度經濟學脈絡，Vincent & Elinor Ostrom指出公共服務價值，來自公民─專業─政府三方共同參與的混合型治理；香港的關愛隊─地區康健中心─非政府組織網絡，本質上就是協作生產。
2）街區人員（street‑level bureaucracy）。Michael Lipsky的洞見是：前線人員手握裁量權，若缺乏清楚程序與資源，日常例行化易把政策初心扭曲。因此，義工與專業單位的串連，更需要明確的接觸條件、轉介路徑，以及可審計的紀錄。
3）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關愛隊若能提升社區的信任、互惠與參與，長期效果將體現在網絡密度與脆弱群體的連結素質上。Robert Putnam的分型──橋接（bridging）和結合（bonding）──提醒我們：既要維持街坊網絡互助，也要跨越零碎的片面、接上外部資源；香港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六個維度框架，可直接用於評估。
指標與倫理：把量變成質
筆者正在反思在推展關愛隊服務的下一期（2025–27），是不是應該將評估重點從活動計數，轉為三組指標：
持續接觸率：脆弱住戶（如獨居／雙居長者、新來港家庭、慢病患者）在六個月至一年的穩定聯絡比例。
轉介成功與跟進：從外展接觸到完成轉介、並落實服務（如在地區康健中心立案、暫托、平安鐘等）的比例與時距。
互助網絡密度：以社區義工─專業部門─家庭之間的結點與連線衡量，兼顧「橋接」與「結合」兩類社會資本。
這些指標可連結到現有的政策工具與數據：社署「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轉介紀錄、地區康健中心個案管理與出席數據、關愛隊KPI及報表審計等。
在倫理與問責方面，建議每區採用簡明但可操作的保障清單：風險指標（從而引伸到強度轉介）、定期督導與反思、短期小組培訓（溝通、福利資訊、轉介與資料保護）。這亦回應社會關注，把前線人員的判斷置於有紀錄、可追蹤的素質保證框架中。
政府與社區參與研判
在關愛隊工作第二期優化與邊界微調之後，大家可以注意醫社協作的路徑與負荷轉移：以地區康健中心的慢病管理與社區復康為核心，追蹤因協作生產帶來的上游穩定效果（如急症與住院的可避免使用情況）；並以立法會2024年2月正式表達過對地區康健中心的期望，作為定位與服務邏輯的基準。
其次是社會資本的網絡測量：結合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六個維度與 Putnam的橋接／結合分類，建立每區的網絡密度、互惠與信任度指標；檢驗它們與轉介完成率、照護依從性和復原力的關聯。還有街區人員的判斷與問責：觀察義工與專業社工在門檻判斷與流程遵循上的概況；將督導與資料透明度設計為介入變項，評估其對服務一致性與倫理保障的影響。
也很重要的是資料方面的整合：關愛隊KPI與分區報告、社署轉介紀錄、地區康健中心的個案管理與出席數據，以及政府在突發事故支援中的跨部門動員紀錄（例如近年的火警與供電／供水事故中的在地快速動員）。以上種種，應該都是檢討、監督關愛隊規模化之後，能夠產生多少持久公共價值的重要視角和資料。
筆者不是主張把義工變成社工，而是主張建立一套共享、可檢驗的方法：風險—轉介—跟進。邊界清楚、回饋內建、協作生產具可持續容量；社會資本密度上升，居民把關愛隊視為可信、可預期的前線接觸點，才真正把廣度轉為深度。而在第二期常規化與資源上調的窗口期，這套方法可以在18區落實並被系統性檢視，是把政策優化的良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