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 Jan 03 2025 23:59:59

香港怎樣面對苦澀的過去

電影《中英街一號》反映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在康文署系統裏被下架,但香港必須正視歷史傷痕。
撰文:黃宇翔(亞洲週刊駐歐洲特派員)

歷史,總有痛苦篇章,就像人的童年,總有不堪回首處。但人的成長,總是伴隨着對過往的克服。正視苦澀歷史,就是每個群體成熟的標記。歷史雖然已往,但在人心中活過就決難忘記,遇到歷史的押韻,更去驅使人們用新的視角看待過去,甚至影響當下的行動。近聞《中英街一號》在康文署「香港電影檢索」系統被下架,與被視為鼓吹「港獨」的電影《十年》同列,頗有雞兔同籠之感。

《中英街一號》2018年上映,由趙崇基執導、謝傲霜編劇,首部分講述四名年輕人怎樣參與1967年對抗港英政府的社會運動;第二部分則講述2015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示威者的心路歷程,三個年輕人與一位於首部分參與過六七暴動的老人相遇,並且對話。

電影甫出,就被批評為六七洗白,尤其是民主派陣營的質疑,香港時事評論員程翔就懷疑電影替香港六七暴動漂白或平反。

時移勢改,如今民主派以及黃營都在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煙消雲散,《中英街一號》卻沒有如程翔所言,成為洗白六七或為文革平反的政治工具。相反,《中英街一號》依然受到政府質疑,無法在康文署的香港電影檢索系統搜尋。《中英街一號》由古天樂與石中英(楊向杰)聯合投資出品,尤其後者本身亦是愛國商人,電影仍遭下架就更耐人尋味。

時任城市大學教授趙崇基執導的電影《中英街1號》,榮獲第13屆大阪亞洲電影節最佳電影獎及台灣第18屆《南方影展》最佳劇情長片獎。
 

滿足於定見無助反思歷史

六七暴動在公眾視野裏定格了在「亂扔菠蘿(即土製炸彈)」、炸彈橫飛以及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被燒死等暴力事件上,這些當然是歷史一部分,但歷史在傳播中不可避免要經過剪裁,剪裁的手就是價值觀的體現。香港主流社會認為六七與暴動、暴力等恐怖主義行動密不可分,超出這個框架的提法都會被社會主流批評,然而滿足於定見中,無助於我們反思歷史。

《中英街一號》是一部反思性的電影,它的切入點是兩代年輕人對香港的愛,不惜一切地去保衛香港而衍生的悲劇,電影裏的年輕人都有政治理想失落的創傷後遺症。從1967到雨傘運動,這兩場活動在大眾視野裏風馬牛不相及,不論是六七暴動的左派,抑或是雨傘運動的自由鬥士,都難以接受這樣的對比。

《中英街一號》等的歷史反思在嘗試打破社會定見,通常未必能獲得大眾廣泛迴響,台灣歷史學家王明珂就寫道:「我們以知識體系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裏⋯⋯」久而久之,歷史記憶就是「一層老繭,來隔絕外來的刺激與痛楚⋯⋯」,像是「一個赤腳走路已習慣的人,踩在尖銳的礫石上不覺得痛」。人們習慣了在大蠶繭裏,忽然間以一股剛猛無比的力量刺穿老繭,又怎能輕易接受呢?勢必以本能反應反擊過去。

《中英街一號》當年在香港遇冷,卻在日本大阪亞洲電影節獲最優秀作品獎,與日本人更能對話。這也和1967年代的全球史背景有關。

中英街是有如柏林圍牆、板門店一樣的冷戰前哨,六七暴動期間爆發了沙頭角槍戰,中國民兵越界攻擊香港警崗,釀成為6死20傷的慘劇。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英街變成經濟開發的前沿,也成了迎接回歸、讓香港市民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作家石中英因而適時在工聯會華南旅行社大辦中英街旅行團,前後參與人數多達十萬,中英街就由冷戰緊張肅殺的名詞轉變為一個旅遊景觀,此節他的傳記《英氣》一書下卷所言甚詳,此處不贅。

2012年,昔日六七少年犯石中英(左)與當年防暴員警林占士警司(右 )在沙頭角中英街的一號界石的原華界和原英界兩側。九七回歸已過15載,相逢一笑泯恩仇。
 

面對歷史傷痕才能看到未來

中英街一號,指的也就是一號界石,這枚界石嵌入土地一瞬,代表清帝國將新界租借予英國,為期99年,亦是1997回歸的由來。在2012年,亦是六七的45周年,石中英和趙崇基與當年六七防暴隊的警司林占士重訪歷史現場,石中英與林占士分別作為當年的六七少年犯以及防暴隊,在一號界石握手象徵和解,這段歷史的和解觸動了趙崇基,因此決定不收導演費開拍《中英街一號》。

在火紅年代,年紀稍長的日本人都會知道1968運動,在1968到1969年間大學生更是社會運動的中堅,隨後更急劇激進化,成立了武力鬥爭為綱的「全共鬥」,發生了不少暴動事件,及後更有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赤軍」。至今,村上春樹等日本許多文化人也深受火紅年代的影響。可能大阪影展評委們看到《中英街一號》,也想起了那火紅的日本,那個理想綻放而終告幻滅的青春年代。

1967、2014與2019都是香港歷史苦澀的年份,如何面對這些傷痕,是香港人必須回應的課題,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雖書寫過去,但離不開今日的視野,過去只有和當今的視野重合時,才能夠被人所了解。

面對苦澀的過去,一方面要挖掘更多的歷史材料以作判斷,另一方面更需要「歷史思考」,將1967放在當時全球性的左傾浪潮,從法國、德國、日本到東南亞的一片紅海;理解2014年,也可以放在台灣太陽花、澳門反離補運動的一系列事件的脈絡裏。

去年是柏林牆倒塌35周年,走在柏林牆遺址,八九記憶就讓我想到北京天安門,想到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也想到同為冷戰前哨的中英街。不斷的歷史反思,才真正看見歷史,也看見未來。

原刊於《亞洲週刊》2025年45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黃宇翔,亞洲週刊駐歐洲特派員,德國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系碩士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亞洲週刊前策劃編輯,曾獲2025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評論獎、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合著有《東亞變局:大轉型與香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