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崩塌與數據洪流中 重塑青少年反詐教育之道

青少年作為最早擁抱數碼世代，在虛擬空間中尋求認同、探索自我，卻也在不經意間墜入精密設計的陷阱，成為最易受創的群體。2025年7月5日，反詐騙聯盟（教育）假香港警察學院舉辦座談會，主題為「數據驅動的反詐騙生態圈」。教育界、執法部門、政策制定者與社福機構代表齊聚一堂，共論信任崩塌、風險蔓延與教育的本質。

黃友嘉：反詐騙教育是重要環節

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黃友嘉博士指出：「反詐騙教育不僅是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關鍵，更是整體教育的重要環節。教育的目的是讓人終身學習、追求真理，學會明辨是非。而明辨是非的第一步，就是分辨真假。」此言不僅道出教育的本旨，更揭示反詐教育的哲學根基──於資訊如潮、真假交錯之世，辨真偽者，非僅技術之操練，乃生存之道也。

反詐騙聯盟（教育）主席劉慧慧博士則強調：「反詐教育應以風險管理為本。非僅宣導，更須識別風險、分析脆弱、預測趨勢，設計干預之策。」其言論呼應社會學者Ulrich Beck所言「風險社會」之論──現代風險非天災，乃制度與技術所衍生之副作用。

逾三成受害者曾多次受騙

反詐騙聯盟（教育）研究團隊由本地多所大學的教授組成，於3至5月間展開「詐騙易感性評估調查」，涵蓋全港60餘所小學、中學及大專院校，收集近萬份有效回覆。此舉是為了回應一個日益迫切的問題：在詐騙手法日益精密、滲透日常的當下，青少年究竟如何受影響？誰最脆弱？又為何沉默？

過往的反詐教育，多着眼於技術防範與案例警示，卻鮮少觸及「誰更容易受騙」這一核心問題。唯有理解易感性，方能設計出真正有效的干預策略。調查結果令人警醒：三成一受害者曾多次受騙，最年幼裸聊受害者僅9歲，逾半選擇沉默，僅5.7%曾向學校求助。研究亦指出，信任傾向、衝動決策與風險偏好為主要易感因子。教育程度愈高，風險愈重；男性風險高、報案少，形成「高風險、低揭露」的矛盾。

這場調查提醒我們：反詐教育若欲有效，必須從理解開始；而理解，始於傾聽那些最易被忽略的聲音。

從資訊創傷到制度重建

華夏教育機構會長曾鈺成博士分享：「我與太太寧願不要那些購物積分，因為不想冒風險。」劉博士回應：「這正是我們面對的信任危機。」

不信任，乃自我保護之盾，源於對資訊世界過度信任所帶來的創傷與脆弱。即使具高教育背景者，亦未能免疫。知識愈深，風險意識愈強，反而更易因自認為太了解而選擇不參與。此非冷漠，乃認知性防禦。

根據Thales發布的《2025年全球數碼信任指數》報告，全球82%消費者因資料隱私疑慮而放棄使用某品牌，Z世代對數碼服務的信任度僅32%，社交媒體與新聞媒體信任度更低至4%與3%。史丹福大學教授 Amit Seru指出：「信任的崩潰不只是宏觀經濟風險，更是系統性危機。」Aspen Institute亦警告，詐騙已成為美國制度信任的重大挑戰，每年造成超過1580億美元損失。

私隱專員鍾麗玲指出，應積極推動「事實查核」文化。查證習慣不僅助市民辨識虛假，更是重建信任的關鍵一步。數字政策辦公室副專員張宜偉補充，政府正推動數碼信任架構，包括平台責任、資料透明度與身份驗證系統，並強調跨部門合作與數碼共融文化。

葉雲龍：男性更易受騙 唯報案率低

警務處副處長葉雲龍指出，研究顯示男性更易受騙，報案者卻多為女性。男性或因自尊而不願報案，導致執法部門難以掌握真實情況。此觀察與Scottish Crime and Justice Survey及Javelin Strategy調查一致：男性受害比例高、報案率低。

受騙對某些男性而言，不僅是財務損失，更是自我形象的崩塌。報案，則如同撕下堅強面具。若反詐教育欲真正觸及人心，便須鬆動刻板的束縛，讓每一位受害者，不論性別，都能在無懼與尊嚴中，說出「我需要幫助」。

曾博士問：「市民若懷疑受騙、卻未確定，是否應報案？」葉副處長回應：「報案毋須百分百確定。警方鼓勵市民主動舉報，即使非詐騙，亦非浪費資源。」

報案，非僅為自保，更是為理解與預防。市民的舉報猶如拼圖之一角，助警方勾勒詐騙手法之全貌。葉副處長強調：「報案是社會參與，它讓個人經驗轉化為公共知識，讓個體的傷痕不再孤立，而成為制度修復的契機。」

鍾麗玲補充：「市民可透過防騙熱線尋求協助，即使未確定是否受害，亦可查詢與求助，此舉不僅保護個人，更維繫社會信任之基礎。」

從教育出發重建信任

鍾麗玲續指，公署已推出多元教育計劃，包括迎新活動、戲劇教學與家長教師培訓，提升青少年自我保護能力。數字政策辦公室副專員張宜偉則說透過「小學奇趣IT識多啲」與「中學IT創新實驗室」等項目，鼓勵學生參與數碼創新與安全實踐。

黃友嘉博士道：「科技如雙刃之劍，便利之餘，亦藏風險。反詐教育應融入課程，助青少年辨真偽，護己身。」劉博士則語重心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防騙教育深入校園與家庭，識騙成為全民素養的一部分。」